为有源头活水来

——穆涛《中国人的大局观》读后

□李浩
　　穆涛的手伸向历史写作领域已经有些年头了。继《先前的风气》后，又推出《中国人的大局观》，两书既有联系，又有明显差异。《中国人的大局观》推出后，市场反响不错，已有不少评论对其新特色进行概括总结，大多围绕大局这个题目做文章，这也未尝不可。
　　我倒觉得，穆涛像一个“驴友”，他沿着中国文化的出海口，走到下游，再到中游，再溯上游，一边走，一边记录，一边发布消息。在我看来，就本书而言，他试图上溯民族精神现象的三个源头。
　　其一是文体的源头。
　　穆涛和当代散文作家所写的是当代散文，其语言是现代白话文，搁在中国散文史的长河中，相对于古代散文，特别是穆涛下力气专攻的秦汉文章，当代自然是下游，而秦汉文则是上游。他不是由读别人的研究成果入手，而是由读原典文献入手。犹如他的这趟探险不带导游，不带解说员，他要亲自到古典的河流中感受水温，体验时空隧道中的萧条异代，扩充大散文的外延和内涵。
　　大散文的帐篷原来只搭在当代的地界，穆涛与他的同道把手伸向历史领域，也顺便把帐篷撑到历史河畔。“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为当代散文扩大地盘找到合理化的借口，也把当代散文的格局从时与空两个维度伸展开来。
　　穆涛对此还是有明晰的认识：“在中国古代，散文是核心的文体，不仅文学写作，史书写作也在这个范畴。还是应用文体，君臣答奏，政府公文，朋友之间尺牍往来，还有科举考试，一篇文章定功名。‘文以载道’这句话，不仅指文章内容的含量，还指文章的体量。”
　　“文以载道”的说法有名气，但更早的还有曹丕的“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说法，把文章地位拔得更高。穆涛为当代散文抱住秦汉文的大腿，当然可以理直气壮。他的这种认知谈不上前卫，也并非新见，而是回归了常识。
　　其二是文化的源头。
　　近年来，言必称秦汉的穆涛其实还有更大的雄心，本书就将他的抱负透露一二。他不光写汉代，而且沿着汉代再朝前走。收入本书的第一辑文字是围绕着《春秋》，第二辑是围绕着《尚书》《诗经》，都是先秦的典籍文献。最后一辑《黄帝给我们带来的》，则已经触及中华文化源头的话题了。钱穆先生说：“传说中的黄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伟人，是奠定中国文明的第一座基石。”
　　在本书中，穆涛还给我们补万物源起这一课，从四象、四季、端午、二十四节气到天文历法，特别提醒我们中国历史的学名叫“春秋”。
　　找到文化源头的穆涛已不满足于述史，他还要考史。如《黄帝给我们带来的》一辑中对顾颉刚、钱穆成果的引述，特别是通过对许顺湛《五帝时代研究》一书的引证，又触及20世纪考古新成果对夏、商、周三代和五帝时代研究的补正和深化。穆涛由文入史，又由史触及考古，俨然成了文史学人的友军。中国文化研究的传统本来就讲求文史哲打通，所以穆涛路上的不是文学的T型台，而是文化的康庄大道。
　　当然，穆涛最擅长的还是阐史，也就是对历史事件的评议、评论和评价。如通过《越绝书》“神农以石为兵，黄帝以玉为兵，蚩尤以金为兵，禹以铜铁为兵”的记载，指出这段材料既讲了古代兵器的演变历史，同时也包含着对黄帝“以玉为兵”的尊崇。玉，是石之精品，也包含着向仁止武的文明内核。他还进一步发挥道：“武不止者亡”，中国人的这个传统理念，不仅是当时作战获胜的硬道理，还具有现代意义。军事的目的是服务于政治，以武制邪，以武制恶，以武力实现共和。
　　穆涛还提醒我们：“史学昌明的时代，社会生态是清醒的。一个人清醒着，不会做糊涂事，一个时代清醒着，也不会乱作为。如果一个时期里，戏说历史成为风气，是特别值得警惕的事。”
　　其三是文案的源头。
　　此处的“文案”一词是借用，相当于英文里的“case”，教育学中的案例。对普通大众来说，所谓的以古鉴今、温故知新，不是抽象的教条，而是一些具体的案例，活生生的事实。
　　如历史人物东方朔，一般人只看到他的滑稽，而穆涛挖掘出他的诙谐方正、绵里藏针，重新诠释“谈何容易”，用一连串事实说明讲真话也需要陈述动机，比架空高论或隔靴搔痒者谈历史更接地气。
　　他还述及班固《汉书》中记载了14名酷吏，并重点介绍了严延年，写了严延年被弃市，遭斩首示众的下场，最后总结严不是手段的严酷，而是内心深处的暴戾与不仁。他谈西汉历史的《九个细节》中，在“给力的细节”中，通过《史记》与《汉书》材料的比较互见，看作为政治家的刘邦的几个侧面，确实可圈可点。
　　这样正说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案例很多，穆涛选择这些材料、评述这些事实，是走心了的，希望读者阅读时也用心来读。更重要的是，希望读者通过阅读这些案例，能增长历史智慧，学习历史经验，规避历史教训，不要重蹈覆辙。
　　中国历史的时空广袤无垠，作为作家的穆涛正春秋鼎盛。我相信他的溯源之旅还会有更多的新发现和新发明，期待着分享他下一季更盛大的新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