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本真袒露本真，以常识还复常识

——谈话剧《谁在敲门》的意义

□刘恩平
　　久违了——看完四川人民艺术剧院和重庆市话剧院的联袂之作话剧《谁在敲门》后，我的脑中浮现这3个字。脑海里又高速闪回，近30年来，我们的话剧，走到了哪里？《谁在敲门》是一部怎样的戏？

现实主义的回归之作
　　现实主义不仅是一种创作方法，更是一种人文思想。现实主义的本质，不是摹象，而是求真；不是物理真实，而是心灵真实。没有了真，则善是伪善、美是虚美。非但现代戏，连同新创历史剧的骨髓，都根植于现实之真的基因。
　　现实主义创作，不是对“现在”“实惠”素材的功利“兑现”“套现”，它坚决反对的恰恰是俗艳、伪饰和谎言，它是一首冷却沉淀一切幻象后再升温升华出真相、直面命运选择的诗。它从历史的重荷中走来，不断勇敢地重塑着今日种种之“我”。
　　话剧《谁在敲门》便是一部真现实主义的成功之作。
　　故事情节并不复杂，明线围绕着老人许成祥的庆生、患病及丧事，展开“门里门外”不限于许家3代共26个人物的轮番亮相、各怀心事；暗线则伏笔于大姐许春红对丈夫李光文这个村支书“能人”的忧患，当年李光文对一起船难事件的瞒天过海，成为她脸上、心头无法消匿的隐雷。
　　作品看来是生活流，却无处不精心裁剪。它以绵密之针，编织的却是城乡、代际及人性的撕裂。种种善恶、荣辱、沉浮、取舍、得失，二元分裂又盘根错节，无法精确调适出一种唯一的“白平衡”。道不远人，如何选择？这样的现代戏剧，在我们的舞台上，罕见久矣。

作者戏剧的人民之作
　　什么是作者戏剧？一是我以我手写我心，取材立意、省察天地，“万物皆备于我”，这是作品发自心源、获得独创性的前提；二是从“我”出发，且从“人”出发，从每一个活生生的具体之人的七情六欲、悲欢离合出发，让每一个有名无名佚名的人，在作品中都能成为自己的作者，如是，“活过”并“活着”。这是作品人民性的观照。
　　在本剧中，演员个个称职允当，人物群像皆具辨识度。这些人物个个鲜活，印痕深深浅浅、浓浓淡淡，作品一概没有轻视他们，也没有拔高他们。因为他们，是这样真实地活着；他们是自己的作者，无论成败；我们最易遗忘的就是他们，他们是芸芸众生中的我们自己。
　　什么是作品独创性与人民性的神遇情合？悲悯。缺了悲悯，艺术何为？话剧，不是说话的戏，恰恰是沉默，为一个个“人”留声、照影、刻魂。我所期待的作者戏剧，正是具有这样深沉的剖析力量和悲悯的人道情怀。
　　问天问地问他人，一切艺术最终要回到扪心自问，也就是向自我敲门：我们怎样活过？——这就是人类存在的意义。

克制美学的诚意之作
　　没有冰点，沸点毫无意义。没有鉴照，作品不具美学。莎士比亚说，戏剧是“举起镜子照自然”，这就是鉴照，是洞见，是思考。
　　任何创作的镜像，绝非所谓原生态的复制粘贴，更非捡到筐里就是菜。接地气、烟火气，也不是将明厨暗卫都搬上舞台。艺术家面对生活越诚挚，创作上就要越冷峻，需对各种元素进行曝晒、浸润、过滤、提炼、冰萃和凝结。就这个意义而言，我认为，克制是艺术的最高美学，而零度写作是通往克制美学之阶。
　　话剧《谁在敲门》便是这样的诚意之作。编导的默契在于，“我”越是“爱”那些“人”，“我”就尽可能保持沉默，让“人”们发声。
　　整台演出呈现出一种清劲的张力、内敛的风格和冷峻的诗意。全剧结构平常而奇崛，“老病死生”四幕戏，最后在以“死”求“生”的画面戛然而止。这“死”却是向阳而“去”，“生”却是长旅而“往”。无论他身处旷野还是面对门缝。
　　剧中，看起来人来人往，甚至在悲情中纠连着嬉闹和荒诞，却草蛇灰线一脉牵，白云苍狗一瞬间。虽则鸡毛蒜皮，却深裹生命之重。一任隐忍从容，却谛闻激浪汹涌。可谓于无声处听惊雷。
　　人物虽多，但布光、音乐、换景，都极其利落、干净，生怕打扰了观众，也“狠心”地不愿观众过度沉浸于某段剧情。整部戏排得简静、浑茫。说是克制，涓滴皆是悲悯，欲说还休，丰神远韵。
　　其实，克制就是老祖宗说的留白。好的作品，总是吝啬于将观众当场“喂饱”，而是留以反刍、反思和回味。
　　我们再来反刍话剧《谁在敲门》，它的回归即是超越。它的可贵在于，没有强加于任何人物、地域、观念的褒贬、高低、优劣，而以本真袒露本真，以常识还复常识。这部戏是对20世纪90年代戏剧人文之脉的重接和醒豁，也是对当下及长期浮躁、粗鄙的戏剧创作情势的澡雪和敲击，是对艺术和“人学”尊严的回归与拭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