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意义上的精神可能性

——读短篇小说集《十寻》

□杜福全
　　青年小说家包倬的短篇小说集《十寻》包括10个故事，除《红妆》《亲爱的困兽》，其余8篇小说中的主人公，都来自一个叫阿尼卡的地方，他们或已从阿尼卡出走，或出走又归来，或正在出走或归来的路上，故事就在出走或归来的过程中生发和演绎开来。
　　危地马拉作家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说：“我们的小说既像寓言，又像神话，它以抗议、证明和谴责为炸药，把将人们压在误解、偏见和禁忌之下的暗矿炸开，显露出文字的堤坝。这文字如同砂砾，时而控制住现实，让梦想自由流淌，或者相反，控制住梦想，让现实逃逸。”读包倬这本短篇小说集，就给人这样的感受。
　　《红妆》里的那个与世俗社会以死相抗的年轻女孩“我”，《亲爱的困兽》中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马小明和周虹，《生日快乐》里一个人回村大摆宴席为自己正名的朱丽，《圣诞快乐》中那个绝不向流氓低头、不惜以暴制暴的女孩安阳，《天空之镜》里一心想要离开阿尼卡的小男孩，《驯猴记》中那个因为猴子越来越奴性化而不顾一切代价将猴子送归自然的驯猴人方小农，《掩耳记》里始终拒绝公司无理解聘的苏珊珊和门卫大叔“我”……
　　这些人物，不管是成人还是孩子，他们有着不同的人生经历，却面临着相同或相似的生存境遇，有着相同或相似的精神镜像，从而呈现出相同或相似的人物性格特征——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执念，甚至荒诞不经的行径，向周遭社会的不公、偏见和禁忌发出抗议，不屈从于世俗社会中的所谓宿命。
　　在我看来，这正是这部小说集呈现出来的具有一致性的精神向度，而这10篇小说就是围绕这一精神向度展开的复调叙事。它们以不同的形式、角度，探询一个普通人如何在现实生活中争取生存的权利和空间、捍卫一个普通人的尊严的可能性。
　　如果我们把人分为普通人和不普通的人，显然，不普通的人只能是极少数，而普通人，则是大多数，而且是绝大多数，也就是芸芸众生，就是普通大众。综观小说艺术的传统和历史，小说叙事的主体对象，实际上还是芸芸众生和普通大众。
　　小说家所做的事情，就是思考、探询和书写芸芸众生和普通大众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物质和精神世界。至于那些不普通的人，也就是极少数人，他们的所思所想和所做所为，实际上已经交给了史书或传记，交给了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小说存在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书写和记录普通人的历史，就是为普通人、小人物立传。
　　《十寻》里的主人公，都是芸芸众生中的卑微如尘埃的小人物，他们处于社会的最底层，甚至处于社会的边缘地带。实际上，在中国的小说史上，从来不缺这样的人，但他们大多是逆来顺受的一群人，或者是臣服于所谓命运的一群人，即使像余华经典小说《活着》中的徐福贵，经历了那么多人间悲苦之后，虽然最后还活着，但也仅仅是活着而已。
　　包倬笔下的这些普通人或小人物，他们对周遭社会的抗议和对世俗人生的不屈从，不是基于社会层面的宏大理想和愿景，仅仅是基于个体在社会生活中面对无端“逆来”的威胁和挤压时，发出自己抗议的声音，做出自己不屈从的行为。这种抗议和不屈从，在小说的叙事语境中，有其内在的逻辑驱动能力，使其更具有坚决性、持续性和彻底性，这就构成了包倬这本小说集的基本精神特质，且这种精神特质具有现实意义上的某种可能性。
　　昆德拉在《关于小说艺术的谈话》中谈道：“小说审视的不是现实，而是存在。而存在并非已经发生的，存在属于人类可能性的领域，所有人类可能成为的，所有人类做得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包倬这本带有探索性和实验性的小说集，实际上是对普通人或小人物的觉醒意识的探索和思考，也就是基于现实的可能性的探索和思考。
　　小说集里面的那些小人物，他们的出走或归来，其实是在寻找一个普通人最为基本的存在，寻找存在的权利、人格和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