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可名 非常名

——《成都得名研究》读后

□谢天开
　　李殿元教授的《成都得名研究》甫一出版，便得到学界与社会的首肯点赞。李殿元为巴蜀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长期以来致力研究巴蜀文化，《成都得名研究》是他的最新学术成果。

探析之书 学术价值
　　学术始于问题意识与批判意识。《成都得名研究》始于一个细节，李殿元在研究时偶然发现：在《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等现代汉字工具书只有6划的“成”字，在《说文解字》《康熙字典》等古代典籍中却必须7划才能查到。多出来的那一划是什么原因呢？原来，古代典籍中，“成”是由“丁”与“戈”组成的，在《辞源》等古汉字词典中，“成”字有武力征服、停战和解、调和调解等含义。
　　李殿元发表于2014年《成都大学学报》的《论秦征服古蜀与“成都”得名》一文的结论为：“说‘成都’得名是在秦灭蜀之后，这个名称是由征服者所取——这个结论对蜀人来说虽然是痛苦的，但他们作为当时的被征服者，确实只能无奈接受啊！”接着，李殿元撰写了一系列关于成都得名研究的论文。在经过历时数年的详密探析后，在2022年撰写本著时，专门写了总括性论文《成都：在统一全国战略中走向成功之都》。
　　由此，可以看到，作为学者的李殿元探析成都得名的过程，是一个不断修正与调整的过程，亦是一个研究视域不断扩大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李殿元一方面秉承传统的学术方法“考据与义理”，另一方面，运用学界前沿的“四重证据法”，最终将成都得名研究置于中华文明满天星斗多元一体的大格局中进行观察、审视。以“大胆假设，小心考证”的发散思维与学术逻辑，以“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的精神与实践，在细读众多前驱与同侪研究的相关学术成果的基础上，一方面钻进故纸堆犀燃烛照，一方面观察最新考古成果，最终纵目古今，独辟蹊径，直击肯綮得出了自己的学术观点。

争鸣之书 文献价值
　　学术争鸣，为学术生命所在。《成都得名研究》从序开始，至附编，再到后记，始终充满了浓厚的学术批判与争鸣气氛。
　　一直以来，海内学者对成都得名的探讨可谓众说纷纭，各持己见，各有解读。当然，关于成都得名的来历，本身就极富争议性而引起学者们的极大兴趣。
　　《成都得名研究》附编收录了对成都得名研究具有影响性的论述，如任乃强的“成都”、李金彝与王家佑的“成都考”、温少峰的“试为‘成都’得名进一解”、徐中舒的“成都是古代自由都市说”等，这不仅是成都得名的前驱与同侪的学术研究，亦为成都得名的百家争鸣与百家齐放。归纳起来，主要有载天说、自由都市说、考工说、蜀族演进说等。
　　李殿元正是在这种百家争鸣与百花齐放中，从各方面展开自己的发散性学术思路，以一人之力，集数年之功，持续撰写发表10多篇论文，对成都得名进行追踪性的研究而成果斐然。
　　当然，学术是在争鸣中进行的。关于“成都之问”的研究，仍属于一个进行时。《成都得名研究》作为争鸣之书，其开放性与批判性可看作为成都的“天问”。亦如李殿元所说：“成都得名研究，学术界暂时可能尚难以统一认识。那么，将关于成都得名研究的文章汇于一处，说明我们这代人对这个问题进行过非常认真的研究，虽暂时没有统一意见，却为后人留下了一份详尽的研究资料，这也是我们对这个研究的贡献。”

资治之书 社会价值
　　鉴于往事，资于治道，建言咨政。地名是人们赋予某一特定的地域区划自然或人文地理实体的专有名称，它既是空间性的，也是时间性的。成都的得名，沉积着成都的历史人文。
　　成都的神奇，因有三星堆文化遗址、金沙文化遗址，以彰显“满天星斗式”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成都的非常，是开通了西南丝绸之路的城市，而一直为国际都会；成都的富有，是因缘于都江堰水利工程而富沃千年，让成都平原取代关中平原而成为天府之国；成都的影响，汉代有司马相如与扬雄的汉赋铺采，唐代有李白与杜甫双子星座的诗歌光辉，唐五代有第一部文人词集《花间集》，为宋词之滥觞；成都的创新，在宋代出现了世界上第一张纸币交子。
　　继往开来，当今成都的昌盛，是因成都得天时地利人和之缘而为中国西南地区的经济中心、科技中心、文创中心、对外交流中心与综合交通枢纽中心。
　　李殿元在对成都得名的系列研究中，得出了“成都”这个名称的含义：在统一全国战略中走向成功之都。对成都得名的探析，追溯了成都历史文化的形成与演变，回应了今天的成都社会文化的定位与发展，瞭望了明天成都文化愿景与想象。
　　在这一意义上，《成都得名研究》既是探析成都文化的昨日之书，亦为展望成都文化的今日之书，具有社会人文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