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章在历史中流变的整体图景

——序曾杲《中国古代金属印章史》

□孙慰祖
　　从艺的道路是孤独而坎坷的，对于篆刻家来说更是如此。其孤独在于艺术创作所需要的独立与静思，在一定程度上，你很难获得同道与知音。而坎坷，则是创作过程的艰辛和对知识的不断学习。在所有艺术门类中，篆刻无疑是与学术关系最紧密的一种，一个篆刻家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还需要是一名文字学家、艺术史学家，在同等的时间容量内，势必要求篆刻家有更多的积累和学习，真能贯通，方能有成。
　　篆刻与艺术史和古文字的密切关系，是构成这门艺术形式的根基与土壤。脱离了对于艺术史尤其是印章史和古文字的研究，篆刻本身的基础便不再成立，但对于印章史的研究，在很长的时间里都局限于一个很窄的范围内，很多历史学的手段并未运用到其中，这造成了充斥在印章史中的很多观点实际是臆造而成。至少在近代以前，关于印章史的很多论断都有谬误，需要不断进行修正。
　　在篆刻创作中，还存在一个观念更替的问题。自从元代吾衍等提出了“崇汉”的观念后，历代都将汉印奉为圭臬。从文化学意义上而言，这没有什么问题，但在实际创作中，这种观念却带来了很大的干扰，让历代很多篆刻家难以跳出藩篱，即便有所创新，也需要披着这层观念的外衣，让篆刻艺术不能坦然进步。
　　对于这种观念，丁敬早在清代初年便提出过不同意见，他说“看到六朝唐宋妙，何曾墨守汉家文”，其意便是打破汉印的常规，寻求更多样的创作形式。但囿于当时能见到的印章实物有限，且对于印章的断代、研究都还不深入，时人很难真正探寻到历代印章本来的样貌，丁敬的这种观点，跟随者寡，最后也不了了之。
　　对于历代印章比较深入细致成体系的研究，还是在近代以后。这种研究的成熟，有两个先决条件，其一是清代乾嘉学派对于考据学的重视，形成了一定的风气，人们对于历史的真实不再出于臆造，而更愿意以实物来说话，其次是考古发掘，提供了大量的历史实物以供参考。所以，印章史以及印学史，也是在这个时候才丰富、完整起来。
　　但印章，毕竟是“小物件”，在历史中更多是以“证据”的形式出现，谈不上对历史的推动和对社会的影响，因此在主流的历史研究中历代的印章并不太受重视，对于印章史的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篆刻家、古文字学家等群体中，尤其以篆刻家为主。这就形成了新的问题，即考察的视角不同，难以形成全局性的结论。篆刻家考察印章，主要是以其美学构成为主要考察因素，而古文字学家则是单纯从文字入手，对于印章本身的研究皆有所欠缺。
　　曾杲新著《中国古代金属印章史》（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2022年5月），则打破了这种藩篱，站在一个较高的角度，以构成印章的材料入手，运用了历史学的研究方法，详细梳理了历代印章的形制、制作方法、应用范围等，构建了关于印章在历史中流变的整体图景。
　　中国历代印章，在文人篆刻出现之前，金属是主要载体，在文人篆刻出现以后，金属的铸造印章也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只是在实际使用中，更具体化了，范围更细。以金属材料为切入口，其研究可以触及以往印章史研究所难以碰触到的几个区域。其一，是印章的制作方式，曾杲在这本书中，详细讨论了金属印章的铸、刻关系问题，对于印章史来说，算是具有总结性的，比较可靠的论断。其二，是印章运用的“公”“私”问题，印章本身具有凭证、权力象征等功能，在历史中，印章也一直以这样的形态存在，但在以往的考察中，对于印章这种本质的性质讨论不多，曾杲在这本书中，结合历史背景，进行了大量分析，界定了各个历史阶段中，印章的本质性问题，这一点尤为可贵。其三，结合大量史料，讨论了印章的使用方法，打破了以往的一些固有观点，提出了新的，更符合史实的看法，这也是在印章史研究中的很大进步。其四，突破了印学研究中一直秉承的“崇汉”观，讨论了唐宋以来官印的美学构成以及对后世创作的影响。这一点在今天的篆刻创作中，具有非常积极的现实意义。
　　曾杲写出这样一本具较高水平的印学理论著作，足见其研究之深入，用功之深。这本书，不仅仅是他个人研究的成果展现，同样也是我们这个时代印学研究进步的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