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沦陷时期的香港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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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广宇
      在香港沦陷的那个圣诞节,被迫散书焚书的又岂止侣伦一人。叶灵凤在香港沦陷后次年写的《火线下的“火线下”》说:“当香港战事爆发后,正如大多数的西区居民一样,立即仓皇从西区避难到东区”,在跑马地防空洞里领受了十几日的交织炮火的滋味。等回到遗弃在西区的家,“仔细一检点,作为文人的我,所蒙受的意外损失可有点惊人了。”“由于邻人的好意,我的架上的书籍,‘抗战大事记’也罢,邱吉尔的言论集‘汗血眼泪’也罢,凡是有点那个的,都不翼而飞了。……总之,凡是有字的东西,几乎全都不见了。”“哪里去了呢?邻人笑嘻嘻的说,说是恐怕有人来查问时有点那个。有些给我烧了,有些来不及烧的都扔在后边山沟里了。”苏子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九日发表于《香岛日报》的《记冯平山图书馆》更说:“香港攻略战后,丛书有散失于民间,撕毁作包裹落花生之用者,文献损失,斯诚不免,亦吾国文化之劫厄。”卢玮銮在《沦陷时期香港文学资料选》中说:“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二日的《华侨日报》就见民间烧书扔书,小贩执来贩卖的消息。当时烧的卖的不只洋书还有中国线装书。”
      沦陷时期的香港,见于文献资料的书店仅有两所。张年发表于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八日《南华日报》的一篇文章说:“本港尚有堀内书店及兴亚书店两所……”这时期出现在叶灵凤日记里唯一的书店正是堀内书店,这一天是一九四三年的十月七日:“今日见堀内书店有《吉田松阴集》……”那时,香港正处于水深火热的日据时期,能够堂而皇之开书店的,肯定是日资无疑。香港文学研究者黄振威则说,堀内书店是日占时期叶灵凤和陈君葆常逛的日文书店,位于毕打街十二号。沦陷时期叶灵凤供职的大同图书印务局就在毕打街的毕打行,与堀内书店近在咫尺,所以出出进进的必定很方便。
      遗憾的是,有关堀内书店的资料很难找,我只在周家建、张顺光所著《坐困愁城:日占香港的大众生活》中见到由堀内书店发行的两套明信片的封套,一套是“香港”,封面绘有“香港占领地总督部”(原为汇丰银行大厦),封底底部印有“堀内书店发行(八枚一组)定价 二十五钱”的字样。另一套是“香港风景”,封面和封底连成一幅完整的椭圆形的手绘港岛风景,封底的文字与第一套相同。由此可知,堀内书店除了售书,也是兼营出版发行业务的。香港老一辈文化人李育中在《四月的香港》里还写到一家日文书店,文章说:“独一的日文书店,它没有关门,并且生意比从前好。”他这篇文章发表在一九三七年三月香港《南风》出世号,写的显然是香港沦陷前的事情,是不是堀内书店,显然不好说。
      小思曾说:“叶灵凤是著名小说家,更是知名的藏书家,无论来港前或来港后,买书藏书读书,已成为他生命重要的元素。在平静的日子里如是,在烽火漫天、朝不保夕、不易为人理解的三年零八个月,香港陷入日寇之手的困境中更如是。”不过,在屈辱的日子里逛书店当是另一番心情,所以叶灵凤关于逛堀内书店的记载也只这么一条,这么简单一句话。他在沦陷时期所写的有关书和书店的文字,也更多是对往昔的追怀。例如在《爱书随笔》中,他再一次回忆起广州沦陷时永远失去的那七册“关于书的书”,并且发出这样的慨叹:“七年的炮火,曾经毁灭了许多生命和城市,当然更毁灭了不少可珍贵的典籍。”
      也有研究者说,日据时期中华、商务尚还存在,不过书店的经营是非常困难的,一方面要应付日军的审查搜查,一方面要饱尝轰炸的危险。以中华书局为例,虽然仍继续经营,但却困难重重。沦陷时期陈君葆与中华书局过从甚密,在他的日记中可以见到一些记录,例如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二日的日记说:
      与沼田、清水泓到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问讯关于西南中国研究与抗战一类书类及出版物,据谓后者已交报道部或宪兵队焚毁,前一项材料亦实在不多,当时军调查班已尽量搜集去了,余亦无几。
      研究者梁伟基说:“当时被搜查的不只港局、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还有其他书店。”陈君葆一九四二年十月八日的日记就记载了尖沙咀恒利书店店员的口述:“是一位姓李的女士当老板,香港沦陷后一切关于政治或涉及那些性质的书籍都烧掉了,她自己也回乡下去了,只剩下一点书转卖给他人。”至于轰炸的危险,陈君葆日记亦有述及,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七日载:“中华的木门被轰炸时的风力扯去了,弹落在亚细亚行大楼。”香港旧书界曾有一位传奇人物何老大,罗隼、许定铭、欧阳文利都写过他,其中尤以许定铭的描绘最为传神:
      他的书,一眼望过去,是座十尺八尺高的小山岗。何老大搬张凳坐在门口,他通常只把店最外的一二平方尺之地的书扎解开,供你选择。未解开的,一定要整扎买,不理是什么,从不散卖。人客到来买书,何老大永远是半睡不醒,带醉的摇晃着,瞥一瞥你的书,胡乱开个价,绝不讨价还价。你最好买,不买,他会低声嘀咕,不知是否在咒骂你,然后把你选的书一手扔回书山,不再睬你。
      人人都看到他坐拥书山,气定神闲,却不一定知道他在沦陷时期也险遭杀身之祸呢。方宽烈《香港文坛往事》就讲述了他的前世今生:
      原来他本名叫何庚生,浙江宁波人,抗战前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任职员,在汕头分馆当经理,三十年代被派到广州分馆任营业主任兼收账员。曾跑遍广东省各大县市,接受书店的订货单。抗战发生,他辞职到香港,和他同行还有同乡好友宝静法师,宝静在新界粉岭创立观宗寺,他却在香港荷李活道一一四号开了一家儿童书局,代理上海出版的青少年读物,业务不错,可惜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军突侵香港,在艰苦经营下,因店里代人寄存了一批抗日书刊,差点给宪兵拉去枪毙,坐了几个月牢,直到和平后得宝静法师帮忙才投入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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