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植中华文化沃土的巴蜀美学精神

□李明泉
　　●巴蜀美学精神与中华美学精神既一脉相承又独具特点，可概括为：浪漫抒情的主客体共鸣，现实关怀的人性化揭示，包容谐和的多样性烩制，通达幽默的地域性表达，天人天下的审美化追求
　　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提出“文学史是灵魂的历史”的著名论断。文学所蕴含的高尚情操、崇高思想、内心世界、杰出人物等构成了某一特定地域在某一特定时期的历史价值。如果用大历史观来考察，把数千年的文学史作为一个整体，我们会在“灵魂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发现独特的文学规律和美学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美学讲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讲求言简意赅、凝练节制，讲求形神兼备、意境深远，强调知、情、意、行相统一。”巴蜀文学艺术是中华文学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美学精神与中华美学精神既一脉相承，又独具特点，可概括为：浪漫抒情的主客体共鸣，现实关怀的人性化揭示，包容谐和的多样性烩制，通达幽默的地域性表达，天人天下的审美化追求。

浪漫抒情的主客体共鸣
　　巴蜀文学艺术“浪漫抒情的主客体共鸣”特征，本质上是一种根植于地域文化基因的东方美学范式，主体（创作者）与客体（巴蜀自然、社会等）并非对立或征服关系，而是在审美体验中达成“心物交融”“物我神游”的境界。
　　从源流看，巴蜀文学艺术的浪漫抒情萌生于古蜀文明的神仙信仰与道教文化。蜀地“好鬼巫、重仙道”的传统，培育了一种“以神游物”的思维框架，主体不借助逻辑推理，而是凭借想象与情感直接拥抱宇宙万象。司马相如在《大人赋》中以仙人游仙境的图式，实现了主体精神对空间客体的统摄与超越，奠定了巴蜀浪漫主义的“心物同构”基础。至唐代，李白将道教“齐物”思想与个体生命激情熔铸一炉，其诗中的明月、青松、江河、猿声、玉石等无不成为主体情感的延伸，达到“物我神游”的极致。宋代苏轼则在宦海沉浮中进一步内化这一传统，他以豪放洒脱的主体姿态面对苦难客体，在“超然物外”中完成对现实困境的审美升华。现代郭沫若承接此脉，将个人激情与时代变革的洪流相激荡，完成了传统浪漫精神向现代话语的转型。
　　与西方浪漫主义相比，二者的差异首先体现在哲学根基上。西方浪漫主义（如华兹华斯、雪莱、诺瓦利斯）深受主客二元论影响，强调主体凭借想象力和自我意识去征服、重塑自然客体，其核心是“神圣的自我”与异化现实的对立。而巴蜀传统的“主客体共鸣”源自道家“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宇宙观，主客之间不是张力关系，而是圆融无碍的和谐。其次，情感表达方式不同。西方浪漫主义倾向于情感的无限张扬、叛逆与宣泄，甚至走向忧郁和孤绝；巴蜀浪漫抒情虽奔放却始终有度，其“浪漫”常与“风骨”并行，情感在物象中含蓄呈现，追求的是“意境”而非“情绪爆炸”。最后，现实取向迥异。西方浪漫主义往往通过逃离现实、返回中世纪或构建乌托邦来对抗工业文明；巴蜀文人的浪漫则具有强烈的入世情怀，其抒情主体始终与家国命运同频共振。
　　巴蜀浪漫美学具有物我两忘的圆融智慧和入世温情，这一传统不仅构成了中国文学艺术浪漫主义的重要支脉，也为世界浪漫主义谱系提供了独特的精神样本。

现实关怀的人性化揭示
　　巴蜀文学艺术“现实关怀的人性化揭示”特征，滥觞于文翁兴学后巴蜀士人对家国命运的自觉担当，根植于巴蜀文化中“民本主义”与“入世情怀”的深厚传统。在文学审美的维度上实现了对“人”的生存境遇、精神困顿与历史命运的深度观照与温情触摸。
　　巴蜀文学艺术确立了一种以“人”为焦点的民本叙事和现实关怀精神，既关注个体生命的悲欢，更将个体命运与家国天下紧密相连。这种民本叙事不是居高临下的俯视或说教，而是与人物同呼吸共命运的情感投入，使作品具备穿透时空的人性力量。杜甫流寓蜀中虽远离政治中心，其诗歌重心却由关注现实渐变为反观自身，他将诗歌与自然山水、人生际遇、家国情怀紧密结合，在个人沉浮中折射出时代忧患。苏轼一生怀抱着儒家经世济民的思想。20世纪，李劼人以“大河小说”三部曲《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开创了四川现实主义的新高度，使作品获得了独特的“川味”美学魅力。这种地方性书写通过具体的地理空间、生活细节和民俗氛围，让“人”的命运在真实可感的环境中展开，从而赋予“人性化揭示”以坚实的质感与厚度，使巴蜀文学艺术的现实关怀超越了即时性的社会批评，上升为对“人”在历史进程中的永恒处境的哲学观照。
　　西方现实主义文学（以巴尔扎克、雨果、狄更斯、托尔斯泰等为代表）同样强调对社会生活的如实描写和对人物命运的关注，同样致力于在具体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揭示人性的丰富维度。这一共通的人道主义底色，使巴蜀文学艺术的现实关怀能够与世界文学展开对话。而二者之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哲学根基不同。西方现实主义深受理性主义和科学实证精神的影响，倾向于以“客观观察”和“典型化”手法对社会进行系统分析与解剖；巴蜀文学艺术的现实关怀则植根于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与“民本”思想，它关注“人”，但不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割裂，而是在圆融的宇宙观中理解人的处境。
　　情感表达方式不同。西方现实主义（尤其是批判现实主义）往往以鲜明的批判立场和激昂的情感表达介入社会问题；巴蜀文学艺术的现实关怀则更倾向于冷静的讽刺、含蓄的悲悯、温和的讽喻，而非激烈的呐喊或控诉。这种冷静不是冷漠，是尊重人物的复杂性与生活的本然逻辑，让读者在“看到”而非“被告诉”中体认现实，从而产生持久和深刻的心灵触动。
　　终极价值指向不同。西方现实主义的批判往往指向社会制度的变革，具有强烈的政治诉求；巴蜀文学艺术的现实关怀则更多地指向人心的感化与人情的温暖，意在通过揭示苦难来激发良知，通过书写困境来传递希望，最终回归到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滋养与提升。
　　正是这种人本主义的底色与入世担当的情怀，使巴蜀文学艺术在中华文学艺术版图中确立了不可替代的精神坐标。

包容谐和的多样性烩制
　　巴蜀文学艺术“包容谐和的多样性烩制”特征，是巴蜀文化长期融汇多源、兼收众长而形成的独特美学范式。它以巴蜀地域为熔炉，将南北文风、多民族文化、雅俗审美与古今资源有机融合，烹制出一道独具“川味”的文学盛宴。
　　巴蜀文学艺术的“包容谐和”源远流长。四川地貌、族群与移民文化，天然带有文化上的开放性、包容性与多元性。西汉扬雄在经、史、文、赋诸方面的成就，直接影响了后来蜀学文史并重、兼容并包观念的形成与传承，宋代苏轼和现代郭沫若则继承发扬了这一传统，对蜀学做出集成性贡献。巴蜀文人以注重辞章且建树广泛著称，重视在实践中与天地之道同声相应，学问由此导向“广博”一途。
　　巴蜀文学艺术的兼收并蓄体现为对异质审美元素的有机整合。因其介南北之间的地理区位，在奇诡中融入了北方的质实与南方的文采，形成了“折文质之中”的独特美学格局。四川闲适幽默的茶馆文化、麻辣火爆的火锅文化，成为多元融合的创造，在文学艺术中散发出“独一味”的审美魅力。
　　历代巴蜀文学艺术极为开放，从唐代诗人纷至沓来的“入蜀”现象，到抗战时期重庆作为战时文学中心的文化生态变迁，巴蜀文学艺术始终保持着吸纳外来文化、激荡新的创作活力的开放姿态。正是这种动态开放的体系，使巴蜀文学艺术在两千多年的发展中始终保持多姿多彩、兼收并蓄的显著特点。
　　四川是多民族聚居地。当代四川写作既以汉语创作主导，又保留藏羌彝等各自的民族文化基因。从古代的“族群记忆”到当代的“多元创造”，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族文学在交融中共生，共同织就了巴蜀文学的斑斓图景。
　　从中华文明史的整体格局审视，巴蜀文学艺术与中原文学的“规范正统”、吴越文学的“婉约精致”、湖湘文学的“浪漫务实”、荆楚文学的“巫风张扬”既相区别又相呼应，共同构成了中华地域文学的多元交响。巴蜀文学艺术以其特有的“烩制”式美学智慧，不求纯粹单一，而求多元共生；不拒异质成分，而以我为主融会贯通，在世界文学艺术的区域多样性中提供了一份值得珍视的中国案例。

通达幽默的地域性表达
　　巴蜀文学艺术“通达幽默的地域性表达”特征，根植于独特的地理文化土壤。巴蜀“摆龙门阵”的悠久地域传统，为日常生活中寻找笑料提供了天然的文化场域，形成巴蜀式的“调笑风格”。这种调笑传统并非仅仅追求表面的娱乐，而是以一种通达的处世态度和深刻的理性思考，对区域文化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
　　从源头上看，巴蜀文学艺术的幽默品格在汉代司马相如的赋作中已见端倪，为其奠定了早期的美学基调。苏轼以其超凡的“达观自适”成为巴蜀幽默传统的集大成者，将外在的诙谐提升为内在的人生智慧，以笑对坎坷的通达姿态，开创了中国文人幽默的典范。流寓巴蜀的陆游，在蜀中八年期间创作出为数不少的戏谑歌诗，或戏写愁闷，或戏寄豪情，或戏话人生，通过别出心裁的手法勾勒出蜀中的风俗人情。这表明巴蜀的地域文化环境对入蜀文人同样产生了深远的幽默化影响，形成了“入蜀者亦被蜀化”的文化现象。
　　闲适通达的“茶馆美学”。茶馆既是四川人日常生活的缩影，也是巴蜀幽默的活态舞台，其从容不迫的叙事节奏和从容通达的人生态度，使之迥异于其他地域幽默的急促与尖锐。这种叙事形态赋予巴蜀文学艺术以娓娓道来、游刃有余的节奏感，以及在叙述中自然流露的机智与幽默。
　　苦中作乐的生存辩证法。巴蜀幽默是一种在笑与泪的平衡中，保持艺术克制与尊严的生存智慧。这种苦中作乐的艺术辩证法，使巴蜀幽默获得了深厚的人性内涵和哲学深度。
　　“川味方言”的幽默载体。巴蜀幽默的独特性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四川方言的生动表现力，为巴蜀文学艺术提供了天然的语言矿藏。川味方言所承载的地方性知识和民间智慧，成为四川幽默最直接、最鲜活的审美载体。
　　四川幽默在中国文学艺术幽默谱系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巴蜀文学艺术的幽默传统不仅体现在作品中，更作为一种民间文化人格和生活方式，深刻塑造了四川民众的精神气质。这种幽默既是审美的，也是哲学的；既是地域的，也是普世的。

天人天下的审美化追求
　　巴蜀文学艺术“天人天下的审美化追求”特征，深刻体现了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的思想精髓与“天下情怀”的价值取向在文学艺术创作中的有机融合。它不是两个孤立的概念，而是以巴蜀地域为场域，将个体生命融入宇宙大道、将家国责任升华为审美境界的独特美学精神。
　　“心物同构”的宇宙体验。巴蜀文学艺术“天人天下”审美追求的首要美学特质，在于将主体精神与宇宙万物视为同构的整体。其创作不是对自然的机械再现，而是心与物、主体与宇宙在审美体验中的深度交融。司马相如以“赋家之心，苞括宇宙”，奠定了巴蜀文学“心物同构”的美学基础。李白以神话想象与自然山水相融合，将自我融入宇宙的无限运作之中。这种“心物同构”的宇宙体验，使巴蜀文学获得了超越个体生命局限的宏阔气象。
　　“民胞物与”的伦理升华。“天人合一”在巴蜀文学艺术中升华为“民胞物与”的伦理关怀。杜甫在成都草堂写下“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将个人的生存体验与天下苍生的福祉紧密相连。苏轼的“民本”意识将故乡眷恋升华为对黎民百姓命运的深切关切。这种从“天人”到“天下”的伦理升华，使巴蜀文学艺术的自然书写始终蕴含着人道主义的精神温度。
　　“家国同构”的时空意识。巴蜀文学艺术的“天下情怀”表现为一种独特的时空意识，“蜀道文学”中的诗人们在行走于蜀道的过程中，将个人生命置于家国命运的长河中加以体认。“乡关胡骑远，宇宙蜀城偏”，空间的距离形成审美的张力。这种“家国同构”的时空意识，使巴蜀文学艺术的个人抒情与家国命运同频共振，个体的生命体验在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中获得意义的延伸与升华。
　　“物我两忘”的审美超越。巴蜀文学艺术在这种境界中，主体不再是观察自然的旁观者，而是融入自然的参与者；自然也不再是被描摹的客体，而是与主体生命相通的精神家园，“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这种“物我两忘”的审美超越，使巴蜀文学艺术在面对人生困境和历史劫难时，始终保持一种通达与从容的精神气象。
　　巴蜀文学艺术“天人天下的审美化追求”选择了一条“以美融情”的道路，不回避现实的苦难与困境，始终以审美的眼光超越之升华之，使四川文学艺术在中国文学艺术中呈现出一种兼具现实深度与精神高度的独特品格。这种“以美达道”的价值路径，使巴蜀文学艺术在中华文化的价值谱系中占据独特的位置，成为中国文学艺术精神传统中不可或缺的一脉。
　　巴蜀美学精神对繁荣发展四川文学艺术、促进文艺创作“攀原登峰”具有价值引导作用，为文化强省和旅游强省建设提供思想内涵和精神动力，并在当代中国文学艺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生动展示四川文学艺术的独特美学风采和审美价值。（作者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