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与重写

——评《巴蜀书法：从历史名迹到现代传承》

□李燕
　　刘志超所著的《巴蜀书法：从历史名迹到现代传承》，作为彭邦本主编的《巴蜀文化丛书》中的一种，同时入选2025年度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甫一问世便引起书法界的关注。当下，地方书法史的研究多从历史学视角阐发，例如《巴蜀书法史》《新疆古代书法史》《江南书法史》等。而刘志超创新性地提出从收藏视角出发的新方法论，贯通历史考辨、名迹整理、名家研究以及当代传播等多个层面，最终目标指向“重写中国书法理论史”。《巴蜀书法：从历史名迹到现代传承》不仅兼具对区域书法研究的深度与理论建构的宏大抱负，还填补了巴蜀书法系统性研究方面的空白。

收藏的凝视：方法论革新与顾复初的“重现”
　　《巴蜀书法：从历史名迹到现代传承》最引人瞩目的学术创新点，在于从“收藏”这一独特视角重新审视巴蜀书法的历史脉络。传统的书法史研究往往倚重于文献著录、谱系传承以及技法赏析等方面，刘志超却另辟蹊径，将流传有序的实物藏品作为研究的切入点。这一研究视角的转变，为理论分析奠定了坚实基础，有效避免了“以论代史”所导致的空疏弊病。
　　本书围绕书法名迹等文物，从巴蜀文化与中国书法史的双重维度展开解读。可以说，作者通过这种方式构建了一个融合风格论、鉴藏学以及社会史于一体的分析框架，为巴蜀书法的学术研究注入了新的方法论活力。
　　上述方法论所取得的成效，在第二章“历史拾遗：巴蜀书法名迹整理”中得到了实践验证。该章第一节以顾复初的《重建大慈寺记》为研究对象，在书法界首次公开展示了这一书法作品，并对其进行了系统的赏析研究。顾复初是晚清蜀中书坛的重要人物，其书法风格融合碑帖之长，但他的作品长期以来缺乏系统整理，相关学术研究近乎空白。《重建大慈寺记》是刘志超在走访成都博物馆时发现的，他通过句读研读，并进行版本比较，不仅填补了顾氏书法研究的关键缺失环节，更为重新评估晚清蜀中书法在全国书法格局中的地位提供了珍贵资料。书中从笔法特征、结体规律以及取法传承等层面展开细致解读，使得一件尘封已久的书法名迹重新进入学术研究的视野。

从蜀中到世界：递进式结构中的开阔学术视野
　　值得留意的是，全书的结构安排呈现出一种自觉的学术递进逻辑。作者从研究缘起娓娓道来，随后聚焦于明清时期巴蜀的书法名迹。这一聚焦颇具深意，明清时期正是巴蜀书法遗存最为集中、地域风格最为成熟的阶段之一，以此为核心展开研究，既抓住了学术研究的关键要点，又避免了论述的泛泛而谈。
　　在此基础之上，全书进一步从收藏视角，对巴蜀明清书法名迹进行了统计与整理。此外，本书还延伸至对赵熙、余燮阳、杨明照、刘东父、谢无量等四川书法名家的个案研究，并且拓展到探讨中国书法的海外传播以及人工智能时代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形成了一条从历史深处延伸至当代前沿的完整叙事链条。这种递进式结构所蕴含的开阔学术视野尤其值得称赞。在论述书法的国际传播时，作者以跨文化交流的视角，梳理了巴蜀书法在日本、欧美等地的传播译介情况以及群体影响因素，补充了长期以来被主流书法史所忽视的域外传播维度。
　　在谈到“中国书法的挑战与反思”时，刘志超主张书法艺术应当秉持“技道兼修”的原则，认为书法境界源自“深厚学术沃土的滋养”。而关于人工智能时代的章节讨论，更体现出鲜明的与时俱进意识。这种既不封闭、也不盲从的学术态度，使全书在保持历史厚重感的同时，焕发出面向未来的理论锐气。

理论雄心：尝试“重写中国书法理论史”
　　如果说全书的梳理与考辨是血肉，那么收尾时提出的“重写中国书法理论史”便是灵魂所在。这并非一时兴起的学术口号，而是作者在系统厘清巴蜀书法史料、深入反思既有理论框架之后得出的成熟论断。现有的中国书法理论史叙述，长期以江浙、京津等地区的书家与书论为中心，巴蜀等地书法的理论贡献被边缘化，甚至存在湮没于历史叙述缝隙之中的可能性。刘志超的工作，正是以巴蜀为支点所进行的一种尝试。
　　在新时代背景下，“重写中国书法理论史”这一命题具有超越学科边界的特殊意义。它所指向的不仅是学术叙述的纠偏扶正，更是文化自信的内在要求。一部真正完整的中国书法理论史，理应涵盖所有地域的书法，而不应仅仅复述少数中心区域的精英书家叙事。
　　“重写中国书法理论史”并非仅仅停留在构想层面，书中对书法史、风格史、思想史等细分领域进行了可行性分析，并提出了具体的写作方法和路径。可以说，以收藏视角为经、历史演进为纬，《巴蜀书法：从历史名迹到现代传承》编织起了一幅关于巴蜀书法的立体学术图景。
　　（《巴蜀书法：从历史名迹到现代传承》，刘志超著，四川大学出版社，2026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