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道出文学行走世界的核心密码：

不同民族虽各有认知边界 但人性悲欢永远相通

第三十二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吸引了众多观众。

编者按
　　在第三十二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余华与刘震云两位文学名家，以不同视角为我们展现文学的魅力与多元。
　　余华的作品铺满展墙，不同语种译本勾勒其走向世界的轨迹。寻译本时意外翻出旧信，是岁月馈赠的惊喜。其作品畅销，源于人性美好的跨国共情。
　　刘震云与海外汉学家、译者对谈，以中原情怀畅谈翻译趣事与创作启迪。他视译者为老师，认为文学底色是哲学，从不同民族对作品的解读中汲取新思。
　　两位作家，从作品到创作，从国内到海外，为我们呈现了文学在多元语境下的丰富内涵与无限可能，让我们领略到文学跨越时空、联结人心的强大力量。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肖姗姗/文 向宇/图
　　6月18日，第三十二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本届博览会阅读推广形象大使刘震云与一众海外汉学家、译者展开深度对谈。
　　在这场主题为“刘震云和他的朋友们”的交流活动中，刘震云以中原人的热情待客之道，结合充满哲思的语言，分享了译本背后的趣事，以及翻译为他创作带来的启迪，道出文学行走世界的核心密码：不同民族虽各有认知边界，但人性悲欢永远相通。

译者都是远道而来的故人
　　作为河南延津走出来的作家，刘震云的长短篇小说处处洋溢着故土的烟火气息。他凭借《一句顶一万句》荣获茅盾文学奖，并先后斩获法国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2026意大利国际南北文学奖。其作品《温故一九四二》《我不是潘金莲》《一日三秋》等被译成数十种语言走向全球，改编的影片也多次登上国际舞台。
　　来到活动现场的译者，都是与刘震云相交多年的老友。瑞典译者安娜深耕中国当代文学，译过莫言、苏童、刘震云等10多位作家的30多部作品；阿拉伯文译者白鑫专程奔赴延津，尝过当地的胡辣汤、口粮酒，还在《一句顶一万句》影视改编作品里客串烤羊肉串摊主。由于他身为阿拉伯人，形象贴合角色，站在烤炉前的模样格外逼真，初见的人都以为这是他长久经营的行当。
　　“首先，我要特别感谢今天到场的这些翻译家，不少人不远万里来到BIBF（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今天是周四，不少译者还要正常上班，特意调班过来参加活动，这也充分体现了BIBF的国际影响力的日益提升。大家愿意来，对我来说也是很大的鼓励。昨天晚上，我还和瑞典译者安娜一起吃涮羊肉。很多译者都专程去过我的老家延津，喝过当地的胡辣汤、口粮酒。”
　　在刘震云眼里，所有译介他文字的译者，都是他的老师。“作家只需精通一门母语就能进行写作，但译者必须精通两种语言，这只是基础；还要深入了解两国的日常生活、民俗风物，像延津一杯口粮酒这类地域细节都要理解透彻；除此之外，还要通晓对应民族的历史、社会、政治，才能读懂书中人物言行背后的逻辑。实际上，很多译者的学识，其实比作者更为渊博。”

文学的底色永远是哲学
　　在整场交谈里，刘震云多次提及，其作品遍布全球的30多种译本，持续为自己的写作注入全新思考。在他看来，一名优秀的作家，文学的底色永远是哲学。“我觉得意义特别重大。当作品仅以一种文字呈现的时候，作者的见识会局限在这种文字所代表的文化里。而当作品被翻译成30多种文字，传播到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大家对同一个词语、同一个人物、同一个情节、同一个细节，都会有不一样的看法。这些不同的解读，对已经写完的书改变不了什么，但对我写下一部作品，起到的作用非常大。”
　　“世界上有2000多个民族、80多亿人，每个民族看待世界的方式都不一样。”刘震云以《一日三秋》中志明和尚的思索拆解世间分歧，“世间冲突最大的根源就是‘有边’，认知上的边界，会催生无数矛盾。如今世界上的很多激烈冲突，本质都是不同群体对世界的认知存在巨大隔阂。但这个世界妙就妙在，不同之中藏着相同，相同里面又存在差异。若细分到具体细节，这种差别更是数不胜数。我随便举一个例子，要是细数十个，聊到半夜12点都说不完。”
　　一次在奥地利的文学交流经历，给他带来了深刻触动，并最终沉淀进他的小说中。“《温故一九四二》写的是我的家乡河南旱灾，300万人遇难。这本书推出德语译本后，我去奥地利交流。当地一位教授和我说，书中不是死去300万人，而是一个人死了300万次。德语自带浓厚的哲学思辨，‘死了300万人’和‘一个人死了300万次’，是完全的两种内涵。这句话给我的启发很深，我把这段思考放进了《一日三秋》，化作志明和尚的台词。”

翻译里藏着人间共通情绪
　　中外独特的文化符号，一直是海外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难以逾越的关隘。《我不是潘金莲》在各国落地时的本土化改名，成了活动现场最生动的案例。潘金莲、小白菜、窦娥是中国民间叙事中的悲情形象，海外读者对此全然陌生，各国译者只能结合本土语境重新命名：阿拉伯语、瑞典语译本译作《中国式的离婚》；土耳其译本改为《我没有杀害我的丈夫》，在当地女性读者中引发强烈共鸣；西班牙语译本直白地近似“我不是不守妇道的女人”，以适配本土阅读习惯。
　　瑞典译者安娜随身带着印满刘震云作品名字的文化衫，特意挑选了印着《我不是潘金莲》英文译名的一件，笑着表示要穿回家给丈夫看，当作日常提醒。安娜坦言，书中大量的民间俗语、传统典故很难直接转译，每一处乡土表达都需要反复琢磨、进行本土化改造，异国读者才能理解文字背后的人情冷暖。
　　“不同文化中所共通的人性，让文学跨文化传播这件事变得格外有趣。”刘震云缓缓说道。
　　从延津的一碗胡辣汤，到奥地利学者对生命叩问的解读，再到各国译本几经调整的书名，数十种语言来回流转，最终印证了刘震云的观点：尽管各民族的认知存在边界，但文字总能穿透隔阂，让所有人看到彼此心底共通的伤痛与温情。
　　谈及对海内外译者的期望，刘震云肯定了翻译无可替代的媒介价值。“希望资深译者和青年译者，能够持续翻译更多中国文学作品。译者是连接不同文明的重要桥梁，跨文化交流本身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只有通过交流，我们才能看清自身与他人的长处和短板，从而取长补短。无论是民族发展、文学创作，还是作家个人，都能在交流中不断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