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红楼一梦

——川剧《红楼之凤》的女性书写与艺术坚守

□王雪梅
　　川剧《红楼之凤》是四川戏曲人对红楼经典的一次川味重塑。93岁高龄的徐棻，以一位女性剧作家的独特视角与生命韧性，从1979年的《王熙凤》到1987年的《红楼惊梦》，再到如今的《红楼之凤》，完成了与《红楼梦》这部古典巨著长达一个甲子的川剧对话。
　　这部作品，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三个维度的光华：一部个人创作史的完整闭环，一条鲜明的女性主义书写脉络，以及老一辈艺术家“为戏而生”的赤诚坚守。

跨越60年的“红楼”三部曲
　　徐棻深耕红楼一甲子，其“红楼”三部曲是一脉相承又不断进阶的经典诠释。
　　1979年的川剧《王熙凤》，是她的首部红楼戏。该剧以王熙凤为核心，聚焦大观园内的家族纷争与个人宿命，忠实遵循原著情节框架，通过“诓尤”“堕胎”等经典折子戏，鲜活勾勒出人物精明狠辣的鲜明特质，成为川剧红楼改编的经典蓝本，成功将文学形象转化为可感可触的舞台形象。
　　1987年的川剧《红楼惊梦》，凝聚着她多年的人生沉淀与艺术思索，创作视角从单一人物延伸至贾府群像，步入了大胆的实验阶段。
　　这部作品打破了线性叙事桎梏，以“海棠枯死复开”的奇幻意象为引子，融合表现主义与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将贾府的衰败演绎为一场集体性、象征性的“惊梦”，细腻描摹红楼众生的悲剧命运，让红楼故事的川剧表达更具格局与深度。
　　如今的《红楼之凤》，则是初代《王熙凤》的螺旋式升华。作品剔除了繁复枝节，集中刻画王熙凤与尤二姐的情感纠葛，但其创作初衷已不再是单纯展示宅斗权术，而是深入王熙凤的内心深处，探寻其在权力、欲望、恐惧与空虚交织下的复杂人性，为作品注入了浓厚的哲学思辨色彩。
　　跨越六十载，这三部曲共同构成了徐棻理解《红楼梦》、解读王熙凤，乃至审视女性与时代关系的完整艺术图谱。

女性视角下的命运与人性
　　作为中国戏曲界极具影响力的女性剧作家，徐棻的所有作品都贯穿着一条鲜明的女性主义关怀主线，而红楼戏更是她展现女性命运、挖掘女性价值的核心场域。
　　《红楼之凤》绝非对《王熙凤》的简单重演，而是徐棻长期深耕女性题材、不断探索深化的艺术结晶，其创作始终以探寻女性主体经验的心理深度为核心。
　　早在《目连之母》中，徐棻便打破了传统戏曲对母亲角色的刻板塑造，借助细腻的戏曲语言，丰富了母性与个体选择之间的戏剧张力。在《燕燕》《田姐与庄周》两部作品中，她更进一步，将女性从僵化的社会结构、桎梏的伦理困境中剥离出来，置于舞台叙事的核心位置，彰显女性的独立意识与生命诉求。
　　《红楼之凤》在这一创作脉络上持续推进：与《王熙凤》相比，新作采用明暗双线叙事手法，进一步强化了人物的心理层次，清晰展现出王熙凤在封建家庭权力结构中“既是执行者，亦是受困者”的双重身份，将其内心的无奈、失落与深刻的社会性悲剧，铺展得更为充分透彻。
　　这种对个体痛苦与时代困境的精准捕捉，不仅突破了传统戏曲角色的平面化表征，更通过尤二姐、小娟等配角的群像刻画，让封建社会背景下女性的命运图景，呈现出更为厚重的历史张力与强烈的现实共鸣。主演陈巧茹演绎中“趴着唱”的无尽委屈、扯衣旋转的极致绝望，正是徐棻笔下女性形象的生动写照——有血有肉、有悲有痛，不再是扁平的符号，而是身处时代桎梏中奋力挣扎的鲜活个体。
　　总而言之，这出戏以细腻笔触勾勒出红楼女性的集体群像，让观众清晰窥见封建时代女性共同的生存困境。这份跨越时空的女性关怀与共情，即便在当下，依然能深深触动当代观众的内心。

老一辈艺术家的匠心与风骨
　　《红楼之凤》最动人的特质，不仅在于艺术上的创新与突破，更在于老一辈艺术家以一生坚守，为川剧传承书写的赤诚篇章，彰显了以徐棻为代表的老一辈艺术家的艺术信仰与职业操守。
　　这支平均年逾七旬的主创团队，以热爱为底色、以担当为羽翼，扎根川剧舞台：93岁的徐棻数十年如一日潜心打磨剧本，以全新视角重构红楼叙事，用现代舞台理念为传统戏曲探索前行之路；陈巧茹等艺术家则以精湛表演与“传帮带”的责任担当，生动诠释着文艺工作者的初心与使命。
　　正是这份择一事、终一生的执着坚守，守住了川剧的艺术根脉与精神底色。川剧的传承与发展，从来都离不开这样的前辈引路、大师垂范；经典的赓续与新生，更需要这份初心与坚守代代相传，让川剧艺术的火种接续传递、生生不息。
　　这部作品也让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传统戏曲发展的现实课题：老一辈艺术家以毕生心血坚守阵地、守护经典，为行业树立了不朽标杆，但人才接续、技艺传承、青年培养等问题依然紧迫。唯有坚持守正与创新并重、传承与培养并行，川剧才能真正薪火相传、永葆生机与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