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川剧改编的三次超越

——徐棻编剧《红楼之凤》观后

《红楼之凤》剧照。成都市川剧研究院供图

编者按
　　1月30日晚，根据古典名著《红楼梦》改编的川剧《红楼之凤》在成都首演。该剧是川剧史上第一位女剧作家、93岁著名剧作家徐棻的封笔之作，也是成都市川剧研究院2026年开年大戏。
　　相较于以往取材于《红楼梦》的舞台作品，川剧《红楼之凤》在人物塑造、叙事视角与川剧本体表达上均呈现出新的艺术特点与艺术提升。本报特约专家学者撰写专题评论文章，深入解读该剧的创新探索与审美价值，以飨读者，敬请垂注。

□王屹飞
　　当93岁高龄的徐棻在成都新声剧场的首演现场说出“川剧不负我，我也不负川剧”时，这部名为《红楼之凤》的封笔之作，便成了这位老艺术家与川剧艺术六十余载深情羁绊的生动缩影。
　　作为徐棻的第三部“红楼戏”，该剧既是对1979年《王熙凤》与1987年《红楼惊梦》的传承与革新，更是川剧名著改编在当代语境下的一次重要探索。

徐棻创作的三次自我超越
　　《红楼之凤》的最大突破，在于作者对自身创作理念的超越与革新。深耕川剧六十余载，徐棻的三部“红楼戏”，恰似她艺术生涯的三座里程碑，清晰勾勒出其对《红楼梦》改编的不断深化与拓展之路。
　　1979年的《王熙凤》，是徐棻的首部“红楼戏”，这部作品率先践行了“超脱文本，聚焦人物”的改编思路。
　　彼时，众多《红楼梦》戏曲改编仍执着于还原原著情节全貌，徐棻却另辟蹊径，截取王熙凤人生中的关键片段，以“诓尤”“堕胎”等核心情节为骨架，通过矛盾冲突的集中爆发，精准勾勒出王熙凤的性格特质与悲剧命运。
　　该剧并未追求宏大的叙事格局，而是将笔墨尽数聚焦于人物的情感起伏与命运转折，最终成就了“以情节绘人物悲情”的经典范式，成为名著戏曲化改编的标杆之作。
　　1987年的《红楼惊梦》，则彰显了徐棻更为广阔的艺术雄心。这部作品跳出单纯的人物悲剧叙事，转向对时代背景的荒诞化解构。
　　徐棻借力川剧自身的荒诞创作传统，以写意、象征的艺术手法，将贾府的兴衰沉浮置于更宏大的社会语境之中。剧中没有连贯的情节主线，而是通过一系列碎片化场景的拼接，搭配夸张的表演与奇幻的舞美，生动勾勒出封建大家族“满纸荒唐言”的荒诞本质。
　　这种改编思路打破了传统戏曲的叙事逻辑，尽显徐棻作为剧作家的探索精神与开阔艺术视野。如果说《王熙凤》是聚焦个体命运，《红楼惊梦》便是解构时代荒诞，二者分别承载了徐棻在不同时代对“红楼戏”的独特改编理念。
　　2026年推出的《红楼之凤》，实现了前两部作品艺术特质的有机融合，完成了徐棻对自我的终极超越。该剧仍以王熙凤与尤二姐的故事为主线，延续了《王熙凤》中聚焦人物的核心思路，深入挖掘王熙凤狡猾奸诈与脆弱孤独的双重人性，同时保留“诓尤”“堕胎”等经典片段，确保人物塑造的深度与连贯性。
　　在此基础上，创作团队巧妙融入《红楼惊梦》的荒诞化表达：通过跛道人这一旁观者角色，以超然视角审视贾府的兴衰沉浮，为剧情注入浓厚哲思；剧中抄家歌等唱段，以戏谑的舞台呈现与辛辣的歌词，直指封建贵族的腐朽糜烂，进一步强化了时代的荒诞感。
　　从《王熙凤》的人物聚焦，到《红楼惊梦》的背景解构，再到《红楼之凤》的双重建构，徐棻用三部作品，完成了红楼叙事的三重境界。这种自我超越，不仅是其个人艺术生涯的升华，更为川剧名著改编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启示。

成熟细腻的演员表达
　　《红楼之凤》的核心角色王熙凤，由中国戏剧梅花奖“二度梅”获得者陈巧茹饰演，青年演员李玲琳饰演尤二姐，一级导演李增林执导。整部剧的表演，呈现出“老戏骨镇场，新生代发力”的良性生态。
　　作为与徐棻合作十五次的资深演员，陈巧茹精准捕捉到王熙凤“人前张扬、人后孤寂”的复杂内核——眼神流转间，既有少女般的灵动狡黠，又透着家族管理者的权谋算计。她以极具张力的表演，将王熙凤的双面人生展现得淋漓尽致。在贾府败落、众叛亲离的戏份中，舞台上白茫茫的飘雪与她颤抖的身形相映，将人物内心的绝望与不甘推向了顶点。
　　李玲琳的表演则以柔见长，将尤二姐的温婉怯懦与身不由己刻画得入木三分。剧中一段核心水袖表演，堪称其功力的集中展现：水袖时而轻柔飘逸，时而急促翻飞，最终无力垂落扫过舞台，暗合着角色生命的凋零。这段表演凭借水袖功法的韵律变化，精准传递出人物的情绪起伏，彰显了青年演员扎实的程式功底与细腻的情感表达能力。
　　除核心角色外，其他演员的表现亦可圈可点。平儿的扮演者刘茜以温婉克制的表演，巧妙衬托出王熙凤的张扬，两人对手戏中，一个眼神的交汇、一句台词的呼应，都暗藏主仆间的默契与疏离；新增的跛道人角色，由演员邓方圆演绎，他以超然物外的步态与语调，在剧情节点间穿插游走，为全剧增添了一抹独特的哲思色彩。
　　整体而言，《红楼之凤》的演员团队既坚守了川剧的程式传统，又以现代表演理念深挖人物内心，基本实现了程式技巧与人性表达的双向奔赴。
　　尽管《红楼之凤》在人物挖掘与舞台表达上收获颇丰，但其整体创作仍有未尽人意之处。其一，时代背景的表达略显模糊，导致主题指向不够鲜明；其二，作品对当代精神价值的传递不够清晰。这两点使得《红楼之凤》虽在艺术层面实现了超越，却未能在精神层面与当代观众建立更为深厚的连接。
　　当然，这并非《红楼之凤》独有的问题，而是川剧乃至整个传统戏曲名著改编所面临的共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