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聚变创业现在就是最佳窗口期

□川观智库研究员 黄爱林

　　近日，美国聚变产业协会（FIA）呼吁美国政府加大聚变能源领域预算支出以推进产业发展。这一举动折射出全球核聚变产业竞赛正在进一步升温。
　　中国亦在加速，川观智库通过IT桔子平台融资数据发现，围绕商业核聚变，2025年国内融资次数是过去三年的总和，融资金额是过去三年总和的2.4倍。
　　四川是全国唯一布局核聚变双主流技术路线的省份，在核聚变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与成果转化等关键环节有积累有优势。当前已涌现出一批民营探索者，比如2022年底成立的瀚海聚能（成都）科技有限公司（下称瀚海聚能），是国内首家探索商业化直线型场反位形（FRC）技术路线的民营公司，该路线是当前商业投资非常活跃的领域。
　　资本为何敢于押注这个周期长、风险高的赛道？行业对商业化时间窗口的判断是什么？企业在融资与区域竞争中感受如何？带着这些问题，川观智库与瀚海聚能副总经理陶凯展开对话，尝试寻找答案。

资本涌入 从财务回报到战略价值的投资逻辑重构
　　川观智库：2025年核聚变领域公开融资已近200亿元，瀚海聚能最近也在进行新一轮融资，可以理解为资本正在加速进入吗？
　　陶凯：是的，增量非常明显，而且主要是市场化资本在涌入。两年前，资本市场整体还是观望状态，只有少数早期机构试水。但2025年以来，一是参与的投资机构数量比之前翻了一倍以上，新机构数量更是过去两三年总量的两三倍；二是投资金额变大，从过去的十几亿元扩大到上百亿元。
　　川观智库：投资数量和金额都大幅增长的原因是什么？
　　陶凯：主要还是资本市场投资取向发生变化。过去，投资决策主要依据财务报表，更注重投资性价比和短期财务回报。如今，资本市场也愿意投向符合国家战略、具备长期价值的重要领域，并且给予更多耐心。这主要来自三层变化的推动：一是国家证券和资本市场出了新制度，更鼓励投向未来产业；二是国家对核聚变有了明确的政策定调，市场确定性增强；三是机构内部对核聚变的认知提升了，比如前几年（这一领域）商业化公司的出现也起到了市场“科普”的作用。
　　川观智库：但客观来说核聚变企业短期内难以实现发电盈利，资本为什么敢投、愿投？
　　陶凯：核心原因在于其巨大的“风险收益比”吸引力。一方面，投资潜在收益的天花板极高。核聚变在理论上能够提供无限、零碳的基荷电力，它所面向的是未来规模达数万亿美元的全球石化发电能源市场，商业想象空间广阔。另一方面，投资潜在损失的下限却相对明确且可控。尽管实现商业化发电的周期很长，但由于前期研发投入多用于工程器件建造，作为聚变链主企业可以催生或带动一个配套的制造业体系。对于大型投资机构而言，这是一种典型的、可承受的“非对称风险”机会。
　　此外，明确的国家战略支持、科创板成长层和港股18C规则等资本市场的制度设计，为资本提供了清晰的远期退出路径。同时，短中期内，核聚变行业可通过核医疗、中子成像等衍生应用实现核技术应用的商业价值验证；长期看，能为未来分布式能源带来广阔想象空间。这些因素显著提升了投资可行性，也增强了资方的信心。
　　川观智库：你们在融资过程中发现资本更偏好投哪类创业公司？换言之，资本更看重公司的哪些能力？
　　陶凯：第一肯定是技术路线的可行性，资本会在国家队和民营企业之间做权衡，看哪条路线民营企业更可能跑出来。第二是团队实力，会看核心团队的完整性、履历背景，是否覆盖核聚变涉及的多个学科。第三是工程化能力，这不光是技术能力，更是整合资源、链接上下游、快速迭代的能力，需要团队具备商业运营思维，能把科研院所积累的技术资源调动起来，带动上游企业一起投入。如果创业团队还是用科研院所的惯性思维做事，没把自己当成商业载体，可能掣肘资本投入。
　　川观智库：您提到工程化能力，这是不是当前竞争的关键？
　　陶凯：可以这么说。目前各家公司核心团队的技术背景差异并不是太大，真正的差距在于能否从科研思维转向工程思维、商业思维。工程化能力不仅指制造能力，更包括能否以开放姿态整合上下游资源，带动产业链共同迭代，这需要很强的商业运营和资源整合能力。

时间窗口 从实验场到市场，商业核聚变入场时间收紧
　　川观智库：包括你们在内的很多商业化核聚变公司都是2022年后成立的，现在是入局的好时机吗？
　　陶凯：现在就是最佳窗口期。2025年到2026年仍有入场机会，但再晚可能就真的来不及了。我国在核聚变理论和实验装置上已经积累了60多年的基础，但继续走传统体制内推动科研的老路，突破会很慢。现在国家政策鼓励民营企业加入，正是用好市场杠杆将技术变现的好机会。海外资本涌入此赛道也在带动工程里程碑和创新点出现，反过来推动国内发展。
　　川观智库：为什么时间窗口这么紧迫？陶凯：核聚变是人才储备有限、门槛高的赛道。它的跨学科程度远超一般工业门类，对团队综合素质要求极高。国内相关人才本就有限，加上资源会向进展较快的企业集中。如果再晚几年，技术路径可能收敛，追跑形成的工程节点附加的价值量变小，团队招募和产业合作的难度会加大，机会窗口也会收窄。预计2027年，行业就会进入整合洗牌期。目前全国商业化核聚变公司有17家左右，还没统计拟成立的新公司，但最终能留下来的公司不会太多，可能不超过10家。
　　川观智库：国内和国外迫切发展核聚变的逻辑似乎有所不同？
　　陶凯：国外发展核聚变的驱动力，具有鲜明的市场与产业紧迫性。以美国为例，数据中心能耗激增与AI硬件、应用的飞速发展，已使其能源供给面临巨大压力。这种迫在眉睫的产业需求，促使如Google、OpenAI、英伟达等科技巨头积极投资核聚变。它们已构建起从芯片、算力到应用的完整产业生态，而稳定、充沛的能源正是补齐其产业逻辑闭环的关键短板。
　　而国内，核聚变发展更侧重于国家战略与长远布局。这不仅是应对未来能源需求的未雨绸缪，更是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抢占制高点、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与科技竞争力的重要举措。此外，中国的体制优势有助于在国家顶层设计指导下，高效调动各方资源，形成快速推进的强大合力。

区域竞逐 从“合肥模式”寻找破局之道
　　川观智库：商业核聚变发展窗口期如此紧迫，但我们注意到，东部多家晚于你们成立的公司融资节奏更快。瀚海聚能的融资速度是否相对慢了？
　　陶凯：老实说，四川本地的资本对核聚变的反应速度慢一些，我们的资方也大多来自东部地区。融资节奏如果跟不上，会直接影响研发和招聘，现在就是抢时间窗口，看谁先出阶段性成果。行业发展升温后，人力成本和合作成本都在上升，我们要付出更多努力守住先发优势，发展计划必然会更加谨慎，节奏也会有所调整。
　　川观智库：安徽和四川都是我国探索核聚变的重要区域，您觉得安徽有什么做法可以借鉴？
　　陶凯：目前安徽的商业核聚变公司数量多于四川，融资活跃度也更高。2022年安徽就发布了《以创新模式加速推进聚变能商业应用战略行动计划（2022—2035年）》，有清晰的顶层规划。我认为安徽省的相关政策延续性很好，政府以生态思维推进产业发展，不仅支持链主企业，还主动整合产业链，打造产业共同体。
　　以我最了解的合肥为例，其推动方式很有特点。一是设立专班，由市领导牵头，跨部门、跨单位协同，决策效率高。二是国资引领关键环节，例如针对核聚变很重要的电源系统等上游核心环节，国资会直接投资控股或参股关键企业，再牵引产业链企业共同投入，形成产业共同体，快速强化供应链。这样做的好处是，能以更强大的技术能力和更可靠的供应链，为下游应用企业提供高性能的核心模块，从而打通从上游核心部件到下游整机或系统的产业路径。三是组建聚变产业联盟，整合链主企业、科研院所等资源，内部高效协作，并共同争取更高层面的支持。
　　川观智库:从企业角度，您有什么期待？陶凯：我们落地成都就是冲着本地科研实力来的，也非常希望地方政府能够给予更大力度的支持。如果没有政府强力推动，民营企业和体制内院所的合作效率会打折扣。首先我们期待有明确的专项政策支持，其次是建立跨部门协调机制，设立产业专班，提高决策和落地效率。在支持方式上，可以包括以租代建提供场地、专项研发补贴、人才落户激励，以及国资基金适度参与早期投资，为企业“撑腰”。

企 业 名 片
　　瀚海聚能（成都）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内第一批商业化核聚变公司，也是国内首家探索商业化直线型场反位形（FRC）技术路线的商业化核聚变公司。与托卡马克、激光核聚变（惯性约束）技术路线不同，瀚海聚能选择的是磁惯性约束技术路线，该路线具有建造成本低、工程迭代快、能量密度高、体积小、应用灵活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