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性诗学的重构

——浅析黄世海诗集《蜀葵》的书写范式

□李永才
　　黄世海诗集《蜀葵》以植物命名，却远不止于对植物的咏叹。它是一部以蜀地为经纬，以生命为内核的现代诗歌交响。诗人通过4个乐章的结构，完成从地理空间到精神家园，从自然物象到生命哲思的建构，提供了一部重构在地性书写的现代性文本。

在地书写与精神超越
　　诗集以“蜀葵”这一地域性植物命名，超越了单纯的地域风情展示，构建了一个从乡土物象到精神家园的完整体系。
　　主题呈现多层次的审美维度。首先是地理时间与历史时间的交织，其次是具象景观与抽象哲思的融合，再者是个体经验与集体记忆的共鸣。写金沙遗址，“我抓一把遗址的泥沙在手心/几个世纪都没有漏完”；写宝墩古城遗址，“瞬间支离破碎，剩下一柄石斧/从我梦中呼啸而过/又以稻粟抽穗的声音/响彻大地”；写三星堆遗址，“每一道纹路都是未解的语言/金杖仍在沉睡/等待一只穿越时空的手”，将个人经验升华为对民族记忆的叩问。
　　从诗集内容特征来看，首先是自然意象与人文情感的融合，第一辑“根深蒂固”宛如一株植物的庞大根系，以笔为引，探向蜀地山水内化的精神脉络；其次是生命的张力与存在的哲思，第二辑“枝繁叶茂”将视角从宏大的地理转向蓬勃的生命本体，捕捉生命原始的冲动与韧性；第三是时间的隐喻与诗意的循环，第三辑“花开花落”深入时间核心，以花卉的荣枯喻示生命的循环与美的瞬逝；第四是人文的烟火与灵魂的馨香，第四辑“香飘四溢”将自然之香升华为文明之香、灵魂之香，在《奔腾的大渡河》长诗里，将自然景观、历史传奇与现代风貌熔于一炉，将整部诗集推向开放、动态的结尾，喻示着巴蜀文明与生命力量的奔流不息。

空间叙事与内在律动
　　诗集的结构艺术，呈现出空间叙事与音乐性的双重构建。
　　诗人将地理空间进行诗学转换，从金顶、瓦屋山、金沙遗址到宽窄巷子，这些坐标被编织成既具体又超越的诗歌地图。如《宽窄巷子》《五丁桥》《岷江浪花》等，通过意象的相互呼应，构成网状的诗意结构。在音乐性层面，4辑标题构成完整的生长韵律。诗集中的不同作品，通过节奏变化形成内在交响。
　　空间与音乐的结合，使整部诗集既承载着浑厚的文化积淀，又保持着清澈的诗意流动。

古典意蕴与现代视野
　　诗集的语言艺术，展现出古典韵味与现代意识的深度融汇。
　　在词法层面，呈现出混成特质。将地质学术语如褶皱、断裂带与植物学名词如笋壳、树脂结合，再融入羌笛等古典词汇，构筑出独特的语感密度。
　　在句法层面，体现出弹性构造，通过长短句的交错运用形成内在张力。如在《达古冰川的风与云》中，“风把断层线/绣进天空”的凝练短句，与“等待三百万年的雪水/填满所有伤口”的绵长句式相映成趣。
　　在语气层面，更展现出控制艺术。在陈述、祈使、疑问等不同语气间自如转换，使《在桃子坪撞桃花运》的戏谑与《枯树新枝》的庄严，构成丰富的情感层次。

审美探索与技法融合
　　在诗歌技术上，其修辞系统由转喻与隐喻交互构成，在转喻的运用上，凭借地理相邻性建立诗意关联。如在《汉阳古码头》中，“系缆石荒芜”转喻整个码头的兴衰史；隐喻则致力于深度开掘，如《复活的根雕》将雕刻过程隐喻为艺术创造对自然生命的重新唤醒，形成多义解读空间。
　　拟人化手法更获得哲学提升，超越简单赋予生命而带有存在论色彩。如在《花开花落》中，用拟人手法让成都的城墙、巷陌、花木都活了起来。梅花别上单车，石板咬住花香，玉兰在火锅里发芽，整座城市在花开花落间完成诗意的呼吸。
　　在视角运用上，呈现灵活转换的特质。如《三星堆遗址》从“面具在泥土中呼吸”的物体内部视角，切换到“我站在遗址门前”的观察者视角，形成多维感知。
　　此外，还有跨文体的尝试，《奔腾的大渡河》采用分章节的散文诗形式，融合叙事、抒情与议论，拓展了诗歌的文体边界。
　　总体而言，诗集以其深植的在地经验与诗学视野，完成了一次对地域书写的现代性重构。诗人既沉潜于蜀地的山川肌理，又在哲学层面叩问存在的本质；既传承古典诗学的意境韵味，又娴熟运用现代诗歌的表现手法。通过根脉与现代性、物象与精神、个体与历史的多元对话，构建了一个意蕴丰饶的诗歌世界，为当代诗歌的在地书写提供了富有启示性的范式。
　　（《蜀葵》，黄世海著，成都时代出版社，2025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