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的抗战美术记忆：让作品成为“射向日寇的炮弹”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余如波
　　抗战时期，许多艺术精英汇集成都。四川大学艺术学院学术院长、艺术研究院院长黄宗贤认为，这使得成都在维系民族的文化艺术命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并且，由于成都强大的包容性和整合性，不同流派、不同艺术追求的美术家都在这里找到了适当的位置，使其发挥了其他区域不可替代的作用。

刘开渠来蓉，以雕塑谱写时代精神、鼓舞民族斗志
　　身背大刀、斗笠、背包，着短裤、扎绑腿、穿草鞋，手握步枪，跨步向前……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前往成都人民公园东门广场瞻仰“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的人群络绎不绝。纪念碑下，始终摆放着市民、游客敬献的鲜花。
　　这座纪念碑，出自享有“中国雕塑之父”美誉的刘开渠。他出生于安徽淮北，曾在法国学习现代雕塑，1934年就创作了淞沪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刘开渠到达成都后，1943年受时任成都市市长余中英之邀，开始为出川抗日将士塑像。
　　经过选拔，高大俊朗、曾加入邓锡侯率领的第22集团军出川抗战的中士张朗轩被定为模特。连续两个月，张朗轩每天全副武装，从督院街走到竹林巷骆公祠。刘开渠一边跟随观察，寻找最有气势的瞬间，一边捏泥巴小样，铜匠江万兴、工头朱木均也加入协作，最终采用民间传统铸铜技术翻砂成型，以坩埚熔铸法铸成铜像。
　　1944年7月7日，“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在成都东门城门洞落成，市民俗称其“无名英雄纪念碑”。因故拆毁后，上世纪80年代末，刘开渠指导重铸纪念碑，并于2007年8月15日迁人民公园，回到当年抗战川军出发地。
　　在蓉期间，刘开渠还创作了川军将领王铭章、饶国华、李家钰等塑像，数量达10余尊。在战时条件下，刘开渠倾注了大量心血。以创作王铭章塑像为例，他亲自寻找、购买和加工观音土、石膏粉等雕塑材料，找铁匠铺和木器作坊做塑像骨架。造像过程中，由于敌机轰炸，许多工序只好放在晚上，刘开渠往往彻夜不眠。
　　物价飞涨，承包费不够用了，刘开渠只好省吃俭用，甚至靠夫人教书的微薄收入贴补创作，最终在1940年秋天完成了王铭章铜像。“刘开渠在最艰难的情况下，依然想尽办法克服各种困难，以雕塑投身抗战、用艺术为战斗呐喊，完成了以雕塑谱写时代精神、鼓舞民族斗志的任务。”中国美术馆副研究馆员李蕴慧表示。

有效传播抗敌主张、方便复制，漫画在成都红火发展
　　“七七事变”后，四川文艺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风起云涌，青年美术工作者乐以钧、蒋丁引和昔日同学张漾兮、洪毅然等人，于当年8月在成都发起民间抗日美术团体“四川漫画社”，以美术为武器宣传抗日救国，唤醒民众。
　　当时，漫画作为一种易于为大众理解、有效传播抗敌主张、方便复制的美术作品，红红火火地发展起来。美术史论家凌承纬介绍，四川漫画社成立后，在成都《新新新闻》上推出“四川漫画”专版，以刊登漫画和木刻为主，内容均为宣传抗日和揭露大后方醉生梦死等现象。1938年1月15日，四川漫画社在成都举行“救亡漫画展览会”，展出作品160余件并标价义卖，以其收入购布若干匹，用以捐助入川的难童。
　　此次展览轰动蓉城，作家沙汀、周文、陈翔鹤、杨波，电影演员白杨、谢添等均到场参观、撰稿、发表评论。为满足观展需求，组织者连夜开灯，延长展览时间。观众热情留言道：“每幅漫画都是射向日寇的炮弹”，“使人油然产生同仇敌忾之感”。后来，四川漫画社又应邀携作品到郫县、双流、温江等地巡回展出。
　　出生于成都、后来成为著名版画家的张漾兮，是四川漫画社的一员骁将，抗战期间先后被聘任为成都多家报刊的编辑、记者。据艺术评论家张颖川统计，从1937年到1947年的10年间，张漾兮发表了上千幅宣传抗日救亡、批判社会黑暗、表现民生疾苦的漫画和木刻作品，还创作有连环画形式的系列画作并配以民间歌谣。
　　凌承纬说，四川漫画社成员还在成都主要街口，自费用铁皮制作巨幅宣传画牌，以油漆作画宣传抗日。其中，《日寇到处无净土》悬挂在总府街商业场口，《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悬挂在祠堂街少城公园门口，号召后方同胞支援抗战，《平型关大捷》摆在春熙路孙中山铜像前，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观看，产生了很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