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版画家的抗战主题创作：

“这些都是宣传革命不可缺少的美术工作”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余如波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四川接连举办相关美术展览，通过艺术的方式回顾那段峥嵘岁月。8月15日，“永不忘却的纪念——四川美术馆馆藏组画中的抗战精神”展览在四川美术馆举行，展出精心遴选的馆藏抗战主题组画；稍早之前，四川美术馆还举办了“刀锋刻史——李少言抗战版画展”，致敬那段波澜壮阔的民族抗争史。
　　四川是版画大省，其中黑白木刻的整体水平尤为突出，这一地位很大程度上奠定于抗战时期的木刻创作。当时，四川作为大后方，木刻创作十分活跃，尤以重庆、三台等地为代表；与此同时，晋绥边区的抗战主题版画创作也在持续开展，新中国成立后，其中不少版画家成为四川美术事业的开拓者。

解放区创作
粗犷、质朴，真实地记录浴血奋战场景
　　在四川美术馆举办的这两大展览中，李少言都是当之无愧的代表性艺术家。《四川新兴版画发展史》作者、美术史论家凌承纬说，以晋绥边区版画家群为主的一部分美术工作者，于上世纪40年代末来到四川，后来成为四川版画发展的核心和主导人物，其中就包括曾担任中国美协副主席、四川省美协主席的李少言。
　　“我学习木刻，是为了宣传革命。人民需要什么，革命需要什么，我就画什么、刻什么。”1939年，李少言任八路军一二〇师司令部贺龙、关向应秘书，他“在创作独幅木刻和木刻组画的同时，也给报纸刻刊头、题花、插图，以至刻地图，在行军中写标语、画墙画”，“认为这些都是宣传革命不可缺少的美术工作”。
　　当时，贺龙和关向应得知李少言喜欢刻木刻，经常鼓励他抽空搞创作，《一二〇师在华北》组画就是在此背景下着手创作的。“1940年，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敌人频繁的扫荡和蚕食政策下处于最困难的时期……那些惊心动魄、可歌可泣的情景，时时激励着我这个初学木刻的青年，下决心要用木刻的形式把它们记录下来。”
　　从1940年1月到1941年2月，李少言一共刻了42幅作品，现存36幅。当时，李少言从事木刻还不到两年，也欠缺生活经验，按照部队领导的建议，每幅画他都去写生，尤其是观察马匹的动作。他把马的四条腿编号，跟在后面观察，根据离地的顺序数数，最终认识了马行走或奔跑时腿的运动规律。“刀锋刻史——李少言抗战版画展”策展人何禹珩说，《一二〇师在华北》组画以粗犷的刀法、质朴的构图，真实记录了八路军将士浴血奋战的场景，被誉为“刻在木板上的革命史诗”。
　　抗战时期，活跃在晋绥边区、后来成为四川版画主要作者的，还有牛文、吕琳、林军、阎风等人。林军出生于山西省平陆县，1940年进入延安陕北公学，后考入鲁艺美术系第四期学习木刻，创作了《延安人民生活素描》组画，以及《挖野菜》《打草垫》《拾粪》等表现解放区军民生活的作品。凌承纬介绍，后来在抗日军政大学，林军在完成文工队美术宣传工作的同时，还创作了一批反映部队生产建设的作品。
　　上世纪60年代，包括李少言、牛文、林军等在内的11位四川版画家，又在重庆共同创作了12幅《抗日烽火》木刻组画。李少言的《地雷战》、牛文的《夺炮》、李焕民的《地道战》、吴凡的《人民的胜利》等作品，以阳刚大气的黑白木刻手法展现了中国人民英勇抗争的精神，使之成为20世纪60年代版画创作的标志性成果，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艺术财富。1965年8月17日，《人民日报》整版刊登了该组画。

大后方活动
为新兴木刻在四川的发展开创了局面
　　新兴版画艺术是舶来品，上世纪30年代前期，主要依靠鲁迅等人的呼吁在上海等沿海地区传播和发展，四川尚未有本省作者的作品在本地出现。凌承纬说，1937年12月南京失陷后，随着国民政府逐步迁都重庆，四川成为抗战的大后方，汇聚了中国新兴版画运动的一批中坚人物，把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新兴版画运动推向高潮。
　　1938年6月，“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后因战事变化总会迁至重庆，为大后方各团体以及海外华侨社团举办抗战展览、壁报和义卖活动，提供木刻作品。凌承纬介绍，总会经常组织木刻工作者在重庆近郊举办流动展览，作品有时在赶场天出现在场口上，有时随流动演剧队挂在演出场地内外，宣传效果甚佳。
　　1939年4月，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在重庆举办“第三届全国抗战木刻画展览”，成为大后方一次引人注目的大型艺术活动。参展作者有102人，作品达571幅，从全国各地乃至解放区征集而来，3天吸引了约1.5万人争相观看。“不仅是大后方举行的第一次全国性的、以抗战为主题的大型美术展览，也是中国的新兴版画走过十年的路程、建立了全国性组织以后办的最大规模的展览。”凌承纬说，参展作品艺术上的高度、反映现实生活的广度前所未有，为新兴木刻在四川的发展开创了很好的局面。
　　更令人瞩目的是，此次展览结束后，由中苏文化协会出面主持，其中百余幅作品选送苏联，参加在莫斯科举办的“中国抗战艺术展览”。这是中国新兴木刻艺术首次正式出国展出。一位苏联文艺评论家观展后称赞：“在中国木刻里，离群独居的唯美主义者的艺术是最少的。中国木刻是和人民生活及中华民族解放战争发生着密切联系，是从这一伟大战争中吸取形象和主题，而又直接为这一战争服务的一种艺术。”
　　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解散后，新成立的中国木刻研究会，于1942年开始组织每年一度的“双十节全国木刻展览”，其中三台展区展览在这个小县城引起轰动。时人回忆：“虽然在开展的上午，秋雨蒙蒙，街上泥泞，但参观的人却非常之多……两日共计参观人数在二千人以上，可见木刻得人之深，宣传力之强……”
　　此次展览共展出木刻作品162幅，展览期间还印了一份画刊，除在展场散发外，还张贴在县城内外，并寄达各乡，扩大了展览的影响。凌承纬说，抗战期间，三台也是四川省内木刻活动十分活跃的地方，这一方面得益于谢梓文等当地木刻工作者努力推进，另一方面也来源于当时内迁三台的东北大学中一批热爱艺术的师生。
　　除了线下的木刻创作、展览等活动，抗战时期，大后方新兴版画运动的重要载体还包括新闻媒体。《新华日报》《新蜀报》《商务日报》《国民公报》等不同时期、不同背景的报刊，成为大后方新兴版画展示的主要窗口和传播媒介。例如，黄铸夫、陈烟桥、张望等木刻工作者都曾在《新华日报》工作；仅1941年、1942年，《新华日报》就刊登木刻作品130余幅，每逢重要木刻展览举行，都要发特刊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