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慈善事业的理论创新与实践

□苏文明 苟建利

　　公益慈善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社会公平公正、推进共同富裕、保障社会永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慈善事业，多次就发展慈善事业、发挥慈善作用作出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慈善事业的重要论述，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等，为新时代构建中国特色慈善事业体系提供了根本遵循。
　　社会文明形态的创新发展。社会文明形态的演进始终伴随着人类对公平、正义、互助等价值的追求。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强调慈善事业是惠及社会大众的事业，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是一种具有广泛群众性的道德实践。将慈善事业纳入社会再生产体系进行考察，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研究新境界。
　　慈善事业作为社会资源再分配的重要方式，在推动社会文明形态创新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标志着慈善事业已经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制度安排丰富了慈善理论，具有三重突破性意义：其一，重构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传统理论将慈善简单归入道德伦理范畴，而第三次分配机制使慈善事业成为连接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纽带。2023年度慈善捐赠总额突破2000亿元，重点投向乡村振兴、教育医疗和特殊群体帮扶等领域，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将传统“仁者爱人”的伦理思想升华为调节社会关系的实践智慧。其二，创新了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作为当前第三次分配主要的实现形式，慈善事业的发展是完善分配制度的重要举措。与初次分配、再分配不同，慈善事业依靠精神力量和道德原则实现收入和财富的转移与流动，以调节收入分配，进而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其三，丰富了文明进步的评价维度。将慈善事业发展水平作为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尺，突破了单纯以物质生产力为标准的发展观，体现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辩证统一。
　　人的社会化本质的时代彰显。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慈善事业作为人的社会化行为，体现了人类互助、共情、利他的本质属性。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将“慈善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写入总则，构建起“党建+慈善”的社会服务网络，使每个参与者既是实践主体又是受益者，更加凸显人的社会化本质，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时代慈善事业探究推动“社会公益资本”实践，通过股权捐赠制度设计、慈善信托法律架构，构建起私人资本向公共价值转化的制度通道，形成“资本增值—公益投入—人力资本提升”的良性循环。而随着新修改的慈善法的正式施行，我国慈善法律政策体系进一步完善，志愿服务、慈善捐赠、慈善信托将取得不同程度的进展。
　　当前，我国慈善事业已形成“政府引导基金+企业捐赠+个人微公益”的多元参与格局。慈善是助人于危难的仁义之举，还是融入民族血脉的仁德文化，近年来全国各地不断创新慈善事业发展模式，健全政府救助与慈善帮扶的衔接机制，完善基层公益慈善综合服务平台，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社区慈善、网络慈善蓬勃发展。根据今年2月四川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的数据，四川已培育社区社会组织9.6万余个，设立社区慈善基金近5000只。去年底民政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已有超过600亿人次网民参与网络慈善捐赠，累计募集善款500多亿元；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累计筹集爱心资金1000多亿元，展现出强大社会动员能力。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贡献。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认为，人类文明终将在普遍交往中实现跃升。新时代中国慈善事业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引下，不仅服务于国内社会建设，也成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桥梁。
　　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国慈善事业在国际救灾、医疗援助、教育支持等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健康丝绸之路”框架下，中国“光明行”医疗援助项目构建了涵盖全链条物资援助、技术协作的可持续帮扶机制，既体现了中华文明“达则兼济天下”的情怀，也为马克思主义“普遍交往促进生产力流动”的理论命题提供了当代注解。在全球发展倡议框架下，我国实施的民生项目形成独特示范效应。中国—东盟减贫合作创造了跨国界的减贫合作范式，彰显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担当。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慈善事业的重要论述，在社会形态上构建起慈善事业与文明演进的内在关联，在人的发展理论层面破解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的辩证关系，在世界历史视野中开辟文明互鉴新路径。这些创新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丰富发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慈善事业正以更加自信的姿态走向世界，成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
　　　　　　　　　　　　　　　　　　　　　　　　　　　　　　（作者单位：西华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