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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个结合”中构建全面系统的经济伦理观

□陈名财

　　面对西方现代性从器物到思想文化的冲击，中华民族需要在旧的价值秩序消失后建立新的秩序，实现文明的复兴和再造。中国共产党人在肩负这一历史使命的过程中，把唯物史观思想精髓同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贯通起来，构建了全面系统的经济伦理观。这一观念既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契合，也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一脉相承。可以说，实现“富民厚生、义利兼顾”，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策主张和追求之一，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应有之义。

从历史本体论的高度认识富民厚生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文明史中逐渐形成了富民厚生的经世伦理，中国共产党人把这一文化精华与唯物史观相结合，明确提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从历史本体论的高度阐明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就是人民群众自己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过程，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就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所在。
　　在革命时期，我们党把富民厚生化为具体的方针政策，领导劳工反对剥削争当主人，喊出了“劳工万岁”“打土豪分田地”的响亮口号。中国革命之所以能走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关键就在于通过土地革命，占全国人口百分之90%的农民获得了基本的生产资料，生活有了保障。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根据人民需要实现和满足程度，从社会主要矛盾的高度来认识富民厚生的重要性，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
　　党的八大宣布，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的十九大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说明，我们党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奋斗的目标，把人民美好生活的实现程度作为衡量社会发展阶段的主要依据，富民厚生彰显出新的时代意义。

用义利兼顾克服西方现代性的偏颇

　　在世界文明史上，中华民族较早认识到“义”“利”之间的辩证关系。义是利的来源与根本，没有义限定性的规约，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利。近代以来，西方所塑造的现代性，未能处理好义和利的关系，它所张扬的人的主体性所获得的只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资本的逻辑宰制着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日常生活，人们为着自己的个人利益奋斗和厮杀，人被物化。
　　中国共产党人秉承义以生利传统义利观，锻造出现代义利观。毛泽东善于从中华传统义利观中汲取智慧，指出共产党人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所代表的是广大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利益。邓小平强调，一方面，“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江泽民提出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胡锦涛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看作是社会主义的“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反映的是我们的一个理念，共产党人、社会主义国家的理念。”只有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明确强调促进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相统一。
　　总之，在百年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以义生利的传统经济伦理，将物的全面丰富与人的全面发展相统一，为走出西方现代性的偏颇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以民族大义涵养共产党人的精神境界

　　在传统儒家看来，义利之辩乃是儒者第一义，是涵养道德和人格的重要内容。而现在，习近平总书记则指出“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可见，中华传统义利观与马克思主义政党为人类解放而奋斗的崇高理想内在契合。
　　中国共产党一直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定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青年毛泽东提出“我将以一生的力量为痛苦的人民服务”，青年周恩来提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在党的七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被确定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习近平总书记则借助中国文化中“有我”和“无我”境界，把共产党人崇高的精神境界确认为“我将无我，不负人民”。在百年的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人的义利观成为孕育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重要血脉，伟大建党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女排精神、“两弹一星”精神、脱贫攻坚精神等等都是共产党人义利观孕育出来的崇高人格和精神境界的生动体现。“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通过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国共产党人淬炼出来高尚的精神品质，中华民族获得了精神上的独立和主动。

坚持正确义利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以义以生利的理念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用它来处理国与国的关系，认为“天下本是一家”“今天下无大小国，皆天之邑也”。在千年文明史中，中国很多时候国力鼎盛、兵马精良，但却从未有过侵略和掠夺，中华文化不是称霸型的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亲仁善邻、协和万邦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
　　近代以来，文艺复兴使西方政治学从神学中独立出来，由此开启了西方现代政治学。但其所建构起来的政治学分裂事实与价值、政治与道德，宣称政治家可以不择手段，为了实现国家整体利益可以不择手段，国家理性主义大行其道。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却秉承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古老智慧，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党的十八大后，我们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旨在探索国与国交往的新型模式。倡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超越了“普世价值”的历史局限。共建“一带一路”新平台，倡导共商共建共享，摈弃了“零和博弈”陈旧逻辑。我们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
　　（作者系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