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叙述与人的地理性

——评杨献平的散文世界

□夏金兰
　　杨献平的散文将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自然人文与主观维度给予了充分表达。他笔下的沙漠狂野、孤独，可感可触，笔下的人物具有人性的本真和质朴。“恋地情结”是杨献平一直在构建的一条人文与地域之间的情感纽带。他用虔诚的敬意观照万物，景观与感知相互映照，将个人立场与经验融入历史长河，自然地理的空间性与文学的空间性融为一体，如他在文中所言：“万物各司其职，又相互作用。这个世界，因为万物纷纭，各个不同，才会如此精彩。每一个地方都值得去体验和经受，每一种存在，都应当致以敬意。”（《戈壁深处的辽阔生活》）
　　几乎从一开始，杨献平就以庞大的散文“群落”构建了一个以巴丹吉林沙漠为中心的文学地理空间，又以家乡为底本，创造了“南太行”这一自我意义上的文学地理。《生死故乡》《沙漠里的细水微光》《南太行纪事》《自然村列记》《作为故乡的南太行》《黄沙与绿洲之间》《西南记》《黄沙飞雪：河西走廊之书》等散文集，都是作者在他乡与故乡之间来回迁移体悟与认知不断提升的结晶。
　　他在《弱水流沙之地》中说：“叶子们在季节里交换颜色，从诞生到坠落，就像人的宿命。”“在巴丹吉林沙漠的每一时刻，我都在谛听，也在努力觉悟。”可见，作者笔下的一物一景均来自内心的牵引，外部风景、人文历史与内心感悟互相生发，使得杨献平散文的空间叙述呈现出最佳状态的表达。
　　杨献平总能以“我”的立场，切入历史场景，完成当下时空的重塑，使严肃冷却的历史与故地重新鲜活起来。
　　在《巴丹吉林的个人生活》一文中，他写道：“当时，正是清晨，在月台上列队时，我看到祁连山黝黑色的根部漾着一大片淡黄日光，冷风从西边沿着铁轨汹涌而来。带兵干部说，这是酒泉。我惊异了一下，脑子里忽然就弹出李陵这个名字，还有一幅头戴铁盔、神情肃穆的画像。心里还想，在这个地方，说不定还能看到李陵碑。”
　　写古人亦能与“我”进行情感的流通，“特别是那些古往今来的诗人和他们的诗歌，那都是一种穿透和覆盖，是到达和终极，是望不尽的关堞、风雪、美酒和死亡，是我血液和灵魂的高贵因素，是大风之后浮尘、月色和马匹的嘶鸣。”（《黄沙飞雪：河西走廊之书》）极具现场感和感染力。
　　空间维度中的“此在”，在杨献平的散文创作中，呈现出了一种永恒价值。
　　“他说出了自己，也说出更多自己。”“他觉得地域、人、万物，乃至一切的文学创作，都是有根的，是一种绵延的生长，是细水长流，是此刻就在，是观照和询问，是触摸当中的躁动和安静，是一阵风流的形状，也是一柄刀锋的反光，是大时代中的小命运，也是暗夜星空下的剧烈解冻声。”（《他对写作和活着的基本认知》）在宏大历史叙事格局下，作者用行走与观察，将生硬的、无形的地域历史赋予了有形的躯壳。
　　杨献平进行的地域探索，是带着体温的，因为这些思想与文字，使他走过的沙漠成了花园。游历也即访古，今人与古人的思想与认知，在历史纵深处交汇。作者将现实生活的情节穿插进地域古迹中，讲述起来更显生动，让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同时也获得一种轻松愉悦。诗意的语言，恰到好处的思考，广博的阅历，为历史增加了浪漫主义色彩。
　　读杨献平的散文，自然会想到“人的地理性”，这是一个发端于20世纪初法国的“文学地理学”概念。
　　杨献平出生在河北沙河一座小村庄，在家乡生活18年，之后参军，在巴丹吉林沙漠18年，在成都13年。于他而言，哪里都是故乡，又哪里都不是。
　　杨献平在《作为异乡人的成都》一文中写道：“人的某些习性是随着肉身而迁徙的。我也不例外。尽管入城时间很短，我还是在成都被慢慢异化和同化。”“从南太行乡村到巴丹吉林沙漠，再到成都。这一过程，我称之为肉身与精神的转换与生命本身的挪移，虽然经历了一次大的地震，内心想法丛生，可本质上，我还是那个我。”
　　对于故乡的南太行，杨献平依然是一个异乡者，置身于这里，又不属于这里。每一处地域，都只是临时避风港，人只有在不断挣扎中，才能拓展生命的空间。杨献平对南太行乡村带有“恨意”，他在不断构建一条通往故乡的路径，对农村生活的重新审视，也是出离后的再次融入。作者对家乡的描写，带着一种间离感，在本地人与外地人的双重视觉下，为自己确立了一个讲述位置，情感丰饶又克制地将历史处境与个人经验逐一呈现。
　　在获得首届朱自清文学奖散文奖的《中年纪》一书中，作者通过心理模式构建，完成个体差异对外部世界的影响。所有外化的，最终也会走向内化。
　　《中年纪》描绘了一幅人到中年不得不面对的精神图景，有困境，有希望。空间、中心、界限同步推移。行走人间，最大的感受是，孤独。如作者所言：“人创造神，或者神创造人，其最大的交互功能，便是在孤独中对话。”这是一次与自己的对话，也是一次身体内部的地理空间往返。
　　从巴丹吉林沙漠到南太行，从西南蜀地到河西走廊，从外部环境到心灵变迁，杨献平都书写出了地域的个性色彩。他不仅串联起一个时间与空间的纪实，也融入了更多的对人性的探究，真与善的思考。法国埃里克·达代尔（Eric Dardel）所言的“作为存在与命运方式的人的地理性”，在杨献平的散文世界中得以充分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