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生态写作：文学与自然两个地理空间的相互照耀

——来自阿来散文《西高地行记》的启示

□唐小林
　　阿来的《西高地行记》由“故乡春天记”“嘉绒记”“贡嘎山记”等九记组成，近二十万字。阿来在其中扮演了行者、思者、诗者和写者的角色，行走在自然、人文和审美的广阔地带，求索于文化与文明的来路和去路之间，以物的厚描与思的高远，标识了当今游记散文的新高度。
　　《西高地行记》是生态散文，但又超越了生态散文，这是我阅读时产生的第一印象。阿来用他的行走和文字，不仅抵达了“西高地”，而且抵达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时代激变下个体、族群、地方与人类的精神流变。在这个意义上，阿来走向、抵达、观想和构筑西高地这一文学行动，远远超出了传统亲近自然、回归自然、礼赞自然的文人游记，而是一次思想的远行和苦修，是一次在自然的静观中情感和意志的沉潜和高举，是一次在诗性的持存中达成的对心性的守护。可以说《西高地行记》是阿来在小说之外的一次更为酣畅淋漓的表达，赎回了此前被虚构叙事所限定不得不留下的某些话语空间。阿来笔下的西高地也就不只是生气贯注的自然景观，更是人类复杂人性的镜像。在此一镜像中，阿来师法自然，横跨中西，穿越历史与现实的那些忧伤、悲悯、同情、感动和觉悟，构成了对人类自身的一次内省与反思性的新发现、新认识。这就印证了阿来的两句话。一句话是，“人看到的不只是美丽的大自然，而且看到了自己深藏不露的内心世界”；另一句话是，“自然中包藏着文化，文化在自然中不经意地呈现。”由此使阿来的西高地文学地理空间，与西高地的自然地理空间相互照亮，在光芒的交汇处，在人与自然的相互映照与发现中，重新塑造了“西高地”的人文地理形态，并在无形中与“东沿海”形成对照，改塑了这个时代文学中国的人文地理版图。这或许是阿来《西高地行记》最具审美价值的地方。
　　《西高地行记》这一独特审美价值的获取，是基于阿来对这个时代“游记体散文”的两个文学症候的诊断与反击。一个是“意义的空转”，一个是“情感的空洞”。阿来在《西高地行记》中指出，“今天，游记体散文面临一个危机，那就是只看见姿态，却不见对象呈现。”这种只见“姿态”不见“对象”的写作，其结果就是意义的空转。换句话说，那些游记体散文，只有“心游”而无“物记”，只有“心象”而无“物象”，没有抵达和呈现“事物”本身，更没有做到“心性”与“物性”的交融，只停留在词语相互指涉的层面，是“我看”梨花而不是我看“梨花”，这就不得不堕入某种陈腐的修辞与观念。出于对这一症候的警惕，也出于阿来一直以来的美学理想，《西高地行记》是建筑在坚实的“物性”基础之上的，一切情思的铺展，都是基于对“物事”的从容观察、细致感受和准确把握，大都有地质学、植物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的根据。可以说，写好“物”是《西高地行记》的第一诗学追求，也是其成功的首要秘诀。这正如阿来所说，“写物，首先得让物得以呈现，然后涉笔其他，才有可信的依托。”
　　当前某些“游记体散文”对“物”的忽视或者无知，不仅导致了这类散文的“意义空转”，也导致了某种“情感空洞”。在《西高地行记》中，阿来面对青藏高原的辽阔与苍茫，处身于植物的极其多样性与丰富性之中，突然产生了一种愧疚，联想到不只表现在游记体散文中的一种普遍的“时代病”：“说自己如何热爱这块土地，却对这块土地上的许多事物一无所知”，这正如“爱一个国，不了解其地理；爱一个族，不了解其历史；爱一块土地，却不了解大地集中所有精华奉献出的生命之花”，这就难免使“热爱”这个伟大庄重的词“终于泛滥成一个不包含任何承诺，也不用兑现的情感空洞”。当阿来意识到这种热爱因为缺乏对于对象的认知而变成情感空洞以后，“决定不再容忍自己身上的这种荒唐的情感”，由此建立了关于“物”的坚定的诗学信念。阿来写道：“从此，当我在青藏高原这片我视为自己的精神高地上漫游时，吸引我的不再只是其历史，其文化，以及由历史与文化所塑造的今天的族群的情感与精神秘密。我也要关注这土地上生长的每一种植物。从此，不只是一个一个的人，每一种生命也都成为我领受这片土地深刻教益的学习对象。”有了这样一种清明的自觉和对物的谦卑态度，当西高地上所有的生命，都以具体的物的形态在阿来笔下得到细致地展现的时候，一种北宋大儒张载所标举的境界——“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就在散文《西高地行记》中涌现出来。
　　写物当然不只写物，物依然是承载意义的符号。用阿来的语词来讲，物只是“逐渐抵达、逼近和深入”西高地的媒介，它远不是意义的全部来源。意义只能来源于人这个主体对于物的意识和精神投射。说明白，之所以“走到”“走进”西高地，对阿来而言，更是为了“走向”与“走出”。“走向”是初衷，“走出”是在一步步深入“物”的内部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地“带出”的那些生动可感的意义。在这时，如何“深入物”就成为写好《西高地行记》的关键，也是这部散文成败的致命之处。阿来的办法是，把整个身体放进去，把全部感官放进去，尤其是把“混血”的身份也了无挂碍地放进去，让其在与西高地遭逢的所有生命形式的碰撞、激发和感念中，以自由飞翔的姿势，尽量释放出个体“生命体验”的独特光芒，尽可能彰显“行走诗学”独有的力量和魅力。这是阿来《西高地行记》这部散文在艺术上超过其他游记散文、生态写作的至关重要的一个方面。这也使得这部散文的叙事表现出鲜明的综合性特色：它是视觉叙事、听觉叙事、嗅觉叙事、味觉叙事、触觉叙事与物叙事的跨界、贯通与合一，其文字的成色与文本的肌理，既充盈着诗性，更具有肉身般的质感。比如，“我喝了一大口，酒辣乎乎下到胃里，又热烘烘地攻到头上。太阳也热烘烘明晃晃地照着，立马我就感到了在花间嘤嘤歌唱的蜜蜂都钻到脑袋里来了。”《西高地行记》中还有这样的内心独白：“视觉感受到的光芒在脑海中似乎转换成了一种语言，我听见了吗？……那是一种幽微深沉的语言……那是与冰川无声的语言相类的语言。”读到这样的“多模态叙事”，你不可能不被代入甚至沉醉其中。
　　这种自由飞翔式的生命体验，给《西高地行记》的写作带来更高的技术要求。如果放纵叙述的权力，就势必造成情感的泛滥。阿来正是在叙述的控制这一点上，尤其显示出一个文学大家的高超手腕。当然，阿来对叙述的控制与拿捏之所以如此成功，更深层的原因在于阿来的从容与达观，而这不仅是一种文学境界，更是一种人生境界了。诚如《西高地行记》写道：“确实，山就在那里。那样美丽，沉默不言，总是吸引人去到它跟前。看它，读它，体味它，如果能力允许，甚至希望登上山顶去看看那里是什么样子，从那样的高度眺望一下世界。”读《西高地行记》你会深刻地感到，山顶那样的高度，显然还远不是阿来眺望世界的高度，他的高度是从山顶开始的“想象的高度”。阿来说，想象是一种美妙的体验，“想象自己化成一座山，或者如一座山一样沉稳、宠辱不惊，那是什么境界！”这个境界岂是“山顶”能够达到？也正是这个想象的高度，让《西高地行记》跳出了狭隘的民族和种族以及地域意识，越出了民族主义、科学至上以至于人类理性自负的界限，进入阿来曾经引用过的诗人昌耀的诗句所描绘的情景：“他们坚定地将大地的触角一节一节引向高空。/高处是晴岚。/是白炽的云朵。是飘摇的天”，目的是“为自己，为他人，也为整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