珂勒惠支情结

——香港文坛拾零之五

□李广宇
　　叶灵凤最初在香港印行的单行本，不是自己的作品，而是为两位外国画家编辑的画册，一是《凯绥·珂勒惠支画册》，一是《果耶画册》。两本画册都是由新艺社出版，据画家王琦回忆，叶灵凤“原来就是当年‘新艺社’的主持人”。
　　画家果耶暂且略过不表，单说珂勒惠支。鲁迅对这位德国女画家情有独钟，更是将她介绍到中国的第一人，不仅收藏过她的不少版画原作，还在一九三六年五月以三闲书屋名义自费出版了《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这是中国出版的第一本珂勒惠支画集，也是鲁迅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印造此书，自去年至今年，自病前到病后，手自经营，才得成就”，说完这段话三个月，鲁迅与世长辞。
　　考察叶灵凤的心迹，首先还是对珂勒惠支真心喜欢；或者说，叶灵凤有一个珂勒惠支情结。在《气氛不同的书店》一文中，叶灵凤这样说：
　　从前上海也有一家这样的书店，起初开在北四川路桥邮政总局附近，面对苏州河，后来又搬到静安寺路，是一位德国老太太开的，我已经记不起这家书店的名称了，它是当时上海唯一专门出售进步外文书籍的书店。……这家德国老太太开的书店给我印象很深。因为正是在那小小的橱窗里，我第一次见到珂勒惠支的版画原作。
　　在《序珂勒惠支画册》中，叶灵凤再一次提起这家德国书店，这次说的是，这家书店“有一次举行了一个小规模的版画展览会，都是原作者手拓签名的作品”，叶灵凤“记不起陈列的是哪一些人的，但现在想起来，最多的怕就是珂勒惠支的作品”。他当时就爱上了其中的两幅，一是《农民战争》中的《反抗》，一是《织工》中的《突击》，“当时正从美国《新群众》月刊和日本复制印刷品上开始接近新艺术的我，从未见过一帧画面上表现着这样的紧张，有力和激愤。我站在这两帧画面前惊怔了。我想拥有它，但每幅三十几块的定价，使我完全放弃了这种奢念。”他还不无羡慕地说：“后来鲁迅先生将这两幅版画都影印了出来，说不定就是从这家书店买去的。”所以，在有条件的时候，为珂勒惠支印一本画册，也算圆了自己年轻时的一个旧梦。
　　如果仅停留在个人喜好、个人梦想层面，那就有些把叶灵凤看低了。固然，“在技巧方面，珂勒惠支在这两辑铜版画上达到了日耳曼古典版画大师们的最高水准”，但是，和鲁迅一样，叶灵凤之看重珂勒惠支，并不是“为艺术而艺术”，而带有明显的目的性。恰如珂勒惠支自己所言：“我同意我的艺术是有目的的，在人类如此无助而寻求援助的时代中，我要发挥作用。”鲁迅青睐的是珂勒惠支画作所透出的“慈爱和悲悯”，“这是一切‘被侮辱和被损害的’母亲的新的图像”。叶灵凤也认为：“成为当代第一流艺术家的珂勒惠支，她的作品受到普遍的爱好赞美和尊敬，是因了她在每一幅作品中所寄托的同情，爱，憎恨和愤怒。”珂勒惠支一生都在反映历史和现实中被压迫民众的悲惨状况，记录他们的起义和抗争史迹，这恰恰是中国的普罗艺术所需要的营养。
　　“目的性”不代表就要否定“艺术性”。珂勒惠支自己就认为，她的“作品不是纯粹艺术，但它们是艺术”。鲁迅也经常告诫木刻青年不要过于宣传化，比如工人画成斜视眼，伸出特别大的拳头。叶灵凤印行这样一本画册，也有着跟鲁迅大致相同的考虑。他在《序珂勒惠支画册》中说得格外透彻：
　　中国的版画艺术，正和它的工作者一样，都还在青年时代，但已经被迫不得不担负压到眼前来的艰巨的责任。面对着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它所提供的无数神圣、勇壮、悲惨、苦难的素材，青年艺术工作者感到了自己应尽的责任，但同时对于这种种伟大复杂的题材，又感到自己的技巧不够纯熟，无法自由地表现自己地意象。同时，又没有时间可以学习，更没有地方可以获到良好的指导和参考，于是有一种说不出的苦闷和彷徨。这册画集的出版，我以为，在这方面至少可以填补一部分的缺欠，救了暂时的急。珂勒惠支所惯用的题材：死亡、贫苦、饥饿、争斗，她在这上面所寄托的同情和愤怒，她所给予的启示和鼓励，她所运用的写实而又象征的强劲有力的手法，都可以使我们从她的作品上获得有益的参考和帮助。还有，更为重要的，她对于现实的认识，她始终不渝的政治信念，她对于艺术的忠实，至老学习不懈的刻苦精神，更是每一个艺术工作者的永久的模范。
　　接下来的问题是，虽然有用，但在鲁迅之后重复出版这样一本画册有无必要？这要回顾一下鲁迅出版《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的具体情形。正如前面说过的，这本画册是鲁迅自费出版，所以初版本只印了一百零三本，内有四十本为赠送本，三十本送往国外，交内山书店在国内发售的仅有三十三本。虽然此后文化生活出版社在一九三六年十月根据初版本缩小重印了此书，但精装也只印了五百本，平装也只印了一千本，远远满足不了读者的需求。王琦曾经先后拥有过鲁迅和叶灵凤编辑的两本画集，他在比较之后说：“这本《凯绥·珂勒惠支画册》收集的三十二帧作品，大部分是三闲书屋版本里所没有的。”至于它如何“有用”，王琦在发表于《读书》一九八四年第十一期的《从几本外国版画集想起的》一文中有过非常生动的讲述。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当我离开延安前夕，把《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赠给了美术系一位快要上前方去的同学。我回到重庆后，想买到同样的版本已经不可能了。在一九四一年秋，才从生活书店购得香港“新艺社”出版的一种二十四开本的《凯绥·珂勒惠支画册》和另一本同样开本的《果耶画册》。……在抗战时期，看到这两本画册，感到特别亲切和有用，因为当时中国人民正经历着侵略与反侵略、压迫与反压迫的严重斗争，画册里所表现的内容，也正是和中国人民一样所身受的苦难和血泪的历史。同时，也正是需要有良心和正义感的画家，象几百年前的果耶和现代的珂勒惠支那样，把侵略者、剥削者的罪恶向全世界善良的人民进行有力的揭露与控诉。这两本画册印数不多，发行到内地的更有限，在艺术界中引起珍视是自然的。一九四三年秋，我在育才学校美术组任教时，有两位美术界友人把这两本画册借去。不久，他们要去新四军参加工作，我便把画册赠给他们作为纪念。
　　薄薄的两本画册，竟被带去了新四军，并且可能在它们的影响下创作出抗敌作战的美术宣传品，叶灵凤知道了，也定会欢欣鼓舞。事实上，到了一九四八年春，王琦真的从南京去了香港，经黄新波介绍，认识了叶灵凤。“他听了我说起这两本画册的经历时，便慨然把自己仅存的两本《凯绥·珂勒惠支画册》中的一本赠给了我，一直珍藏至今。”不过，兴许是王琦手边没了《哥耶画册》，所以在文中误记为《果耶画册》；就是那本《凯绥·珂勒惠支画册》，也有一些地方值得核对。例如他说：“卷首转载了三闲书屋版本刊载的由史沫特莱撰写由茅盾翻译的一篇序文。”但我藏的这本却没有。翻开酒红色的封面，是一帧珂勒惠支的自画像和手写体的签名，接下来便是占了三个页码的《图解》，《图解》之后是叶灵凤的《序珂勒惠支画册》，占去四个页码，序文插入题图和插画各一帧，并不包括在正文的三十二幅画作之内。我所藏的这本标明是“廿八年十一月再版”，因为没有见到初版，所以不知道两个版本有什么区别。叶灵凤序文的落款是“一九三九年十月在香港”，可见不足一个月就有了第二版。藏书家姜德明还说，到一九四〇年底，它已经印行了三版，受欢迎程度可想而知。
　　一九四九年五月，黄新波主持的香港人间画会亦发行过一本《凯绥·珂勒惠支之画》，选辑一八九七至一九三二年作品三十七幅。卷首有谢子真《人民艺术家凯绥·珂勒惠支》一文，也提到了叶灵凤选编的那一本。文章说：“一九三六年鲁迅先生出版了《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这一年，香港新艺社也刊行过一本《凯绥·珂勒惠支画册》。这两本书现在都不易见到，虽然间中在报章美术画刊或杂志上还可以见到零星的关于她的介绍文章和作品，但多嫌不够。”文中所说新艺社选本的出版时间显然记忆有误，一九三六年，叶灵凤还没到香港，新艺社也还不可能成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