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方物志》成书记

——香港文坛拾零之二

□李广宇
　　叶灵凤真正以香港人身份写香港的第一本书是《香港方物志》，由香港中华书局于一九五八年初版。定居香港的前十年，叶灵凤似乎一直抱有过客心态，“故乡今夜思千里，霜鬓明朝又一年”，一九四七年旧历除夕写下的这一联语，毋宁说是他内心的真实写照。一九四六年一月二日，他在日记中记下“计划中今后拟写的书”，依旧是“河山只在我梦萦”，长江、长城、黄河、泰山，才是他心中所念。他对香港本地史乘的关注，始见于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一日的日记：“报载香港边界因界石损坏，香港政府要求中国会同勘定边界，拟乘这机会写一篇关于九龙割让和租借的论文。”由此可知，他对于香港史地的研究，从一开始就如小思所说，是“把自己生活所在——香港与祖国，作出了血缘不可分割的论断”。
　　真正的催化剂是一个新生的副刊。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八日，“颂芳约谈星岛事，议定编辑周刊一种，系关于香港者，定名《香港史地》。”颂芳即沈颂芳，当时是叶灵凤所供职的《星岛日报》总编辑。这个周刊于同年六月五日创刊，叶灵凤兴致勃勃地为它拟定版头，制作插图，并在《发刊词》里充满期待地说：“香港在种种方面都是一个值得研究充满兴趣的地方，不论你所注意的是国际问题也好，中英关系也好，历史考古也好，甚至草木虫鱼也好，香港这地方都可以提供丰富的资料不使你失望。”不过他随即发现，从第一期开始，“文章都要自己写了”，因为一直到第六期出版，“外间来稿几乎一篇没有”，这在客观上促使叶灵凤投身相关研究，也印证了他在这一领域的拓荒者角色。
　　叶灵凤曾在《香港史地》刊出他整理的《西文香港史地书录解题》，这些文献无疑给了他诸多参考；那一时期，他还买到淮德的《塞尔彭自然史》，虽然他说“此书远不如其声誉，尤其对于外国读者”，但这本清新美丽的小书对于《香港方物志》的诞生，无疑产生了重要的启发作用。他专门写过一篇《淮德的〈塞尔彭自然史〉》，将它热情地介绍给读者：
　　《塞尔彭自然史》是用书信体写的，塞尔彭是伦敦西南五十里的一个小教区，作者淮德（Gilbert White）是当地的助理牧师。他爱好自然，喜欢观察生物动态。因了职务清闲和生活安定，他便利用自己的闲暇从事这种心爱的自然观察工作。他将自己观察所得，大至气候景物的变化，小至一只不常见的小鸟的歌声，一只蜗牛生活的情形，都详细地记下来，随时向远方的两位研究生物学的专家朋友通信，一面向他们报告自己的观察所得，一面向他们请教。
　　叶灵凤认为，“淮德的个性，他的文笔以及在生物学上的成就”，“这三者对于这本书都是同样重要的。缺少一样，《塞尔彭自然史》将是一部普通的散文集或自然史，早已被人遗忘了”。为什么两百年来它“继续不断的为男女老幼所爱读”？叶灵凤对此也有非常生动的剖析，这些方面实际也成为他日后写作《香港方物志》的密钥：
　　这件事情看来很神秘，但原因也很简单。第一，淮德不是有心要写这本书的；他写信的动机，完全是为了自己爱好，同时实在清闲，便将自己心爱的事情不厌琐碎地告诉远方另一些同好的朋友，因此这些信便写得那么亲切自然可爱。同时，他研究生物，观察自然，态度完全是业余的。他从不曾将那些鸟兽虫鱼当作死的，被生物学家分门别类的标本来研究；他将它们当作是自己的邻人，自己的朋友，或是偶然路过塞尔彭的一位过路客人（那是一只偶然飞过的候鸟）来观察，因此书中到处充满了亲切、同情和人情味，超越了时间和环境的限制，至今为人们所爱读。
　　对他产生更加直接影响的另一本重要著作，则是香乐思（Geoffrey Alton Craig Herklots）的《野外香港》（H.K.Countryside）。香乐思曾任香港大学生物学讲师，同时是一个自然爱好者，在这小岛上消磨了二十年岁月，平时留意观察，将耳闻目睹随手作成札记。日据时期，他被关到赤柱集中营整整三年零八个月，即使在羁留期间，仍然坚持观察鸟类动态，最终写成一部传世之作《香港的鸟》。叶灵凤是一九五一年一月十四日在别发书店见到香乐思的《野外香港》的，无疑深受触动，因为时隔三四天，他就在日记里立志“以‘草木虫鱼’为题，写关于香港的小文”，并“着手搜集资料”。叶灵凤自己后来在《序新版〈香港方物志〉》中回顾：
　　自己当时为了尝试撰写这样以方物为题材的小品，曾经涉猎了不少有关这方面的书籍，从方志、笔记、游记，以至外人所写的有关香港草木虫鱼的著作，来充实自己在这方面的知识，在资料的引用和取舍方面都是有所根据，一点也不敢贸然下笔的。
　　叶灵凤所涉猎的书籍实在很杂，例如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七日，他“买了一部廉价版的《无脊椎动物》，都是讲水中软体动物和昆虫的”，他就从里面发现了写蜉蝣的内容——“他们的生命仅有一天，但自卵化为成虫要费一年至三年的时间”，这些内容就用作了《香港方物志》里那篇《朝生暮死的蜉蝣》的素材。远在马来西亚槟城的友人温梓川知他所好，也特意寄赠《马来亚半岛的鸟类》一册。其实，叶灵凤关注此类文献，往上还可以推到一九四五年。那年的二月一日，他就在《香港日报·香港艺文》发表过一篇《香港植物志》，详细译述了苏格兰人法卿氏的著作《中国北部诸省漫游三年纪》中有关香港植物分布状况的描写。
　　总之，经过一段时期的准备，叶灵凤于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五日，“开始以‘草木虫鱼’为题，写香港的自然界短文”。第一篇是《香港的蝴蝶》，以叶林丰笔名发表在《星岛日报·星座》。正式在报纸开起专栏，则是在一九五三年，是应了刘芃如的邀请。叶氏在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日记中说：“芃如约为《大公报》的副刊《大公园》写一有关香港草木虫鱼的连载。”次年一月二十一日的日记又说：“自元旦起，开始在《大公报》的《大公园》写《太平山方物志》，记本港的鸟兽虫鱼和人情风俗，每天约一千字。”由报纸的影印件可知，作者署名“南村”，香乐思为《野外香港》手绘的插图，有不少也被拿来装饰了版面。对于叶灵凤与香乐思的关系，翻译过香氏这部不朽之作（译名为《野外香港岁时记》）的彭玉文曾说过这样的话：
　　香乐思写此书以欧美人士为读者，断想不到，最会欣赏此书，并把本书原著发扬光大的一位读者，是从上海南来的“新感觉”“都市派”“浪漫唯美”的作家叶灵凤。叶灵凤把《野外香港》很多内容都转化，以至节译在他的传世之作《香港方物志》中。《香港方物志》于一九五〇年代在香港初版，直到二〇一一年仍有新版，内地亦有多个版本，把西方自然文学的实证传统，作为营养，注入中国草木虫鱼小品，一改感慨多观察少，无病呻吟、缺乏生动真实的细节、堆砌概念之旧貌，使读者惊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