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不掉的《忘忧草》
——香港文坛拾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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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广宇
《忘忧草》是叶灵凤在香港出版的第一本书,香港西南图书印刷公司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印行。封面上方是一帧富于装饰趣味的草木小品,下方是手写的书名,扉页有副题“散文随笔集”字样。叶灵凤的忘年交黄俊东在《老作家逝世了——悼叶灵凤先生》一文中曾说:“叶氏初来港时,喜欢写小品散文,刊有《忘忧草》一书。”严格讲,《忘忧草》虽则是“初来港时”出版,但内容并非全是作于“初来港时”。他在书末的《后记》里说:“一九三八年三月间,我离开上海只身到了广州,在广州住了近八个月,在她失陷前几天,才来到香港。”“这集子里的前几篇散文,是在广州写的,以后的七八篇,则是初来香港时,对于这个失陷了的我心爱的城市的追忆。”一九六九年冬季,另一位香港藏书家翁灵文在旧书铺中买到一本《忘忧草》,扉页上有题于一九四一年五月一日的这样几个字:“赠夏衍兄,纪念在广州的一段生活,灵凤。”翁灵文在《怀思叶灵凤先生》一文中说:“得此书后,本想仍然归还叶灵凤先生,在通电话时提及,他也颇感到意外。继说:‘这本书我处有着二本,还是你留下吧,送书者和受书人你都熟稔,总算有点纪念性。’”由叶灵凤的赠言,可以再一次印证这本书的内容,以及出版这书的用意,都更是为了纪念已经落入日寇魔爪的广州。广州是叶灵凤由上海南来香港定居的过渡,他在广州“住了近八个月”,是参与《救亡日报》的复刊,夏衍正是《救亡日报》的总编辑。那一时期,叶灵凤的家人已来香港,叶灵凤人在广州,家在香港,周末有时去香港看家人。最后的一次,也就是广州沦陷前的几天,去了香港就再也回不了广州,因为日军跑在他前面进了五羊城。从此他就在香港长住下来,度过了整个下半生。
从篇目来看,写于广州的部分,很有些花木小品的性质,譬如《散尾葵》《相思鸟》《凤凰木》《文竹》《水横枝》《双鹧鸪》《忘忧草》……似乎是他后期用心之作《香港方物志》的前奏,但它们显然不是一般的吟风弄草之作,而是以“草木寄情”,寄的是家园之失的“愤慨和沉痛”。在他的笔下,花木虫鸟总是与警报、弹片或者废墟共存,充满“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况味。例如那篇《相思鸟》,写的是“宿舍骑楼上有一只不知被谁抛弃在那里的空鸟笼,茶黄色竹丝制的,市上所惯见的豢养相思鸟的鸟笼”。有一天下午,“正是轰炸后的第四天”,他们正在讨论问题,“突然,窗外嗤的一声,骑楼上飞来了一只相思鸟,很熟悉的停在那一只空鸟笼上”。飞走飞来几个回合,那只相思鸟没有了开始时的惊吓和踌躇,“很自在的从开着的笼门钻了进去”,“贪婪的啄着缸里的荔枝”。目睹着眼前这“饿透了”的可怜的相思鸟,他们“恍然于眼前这一幕”:“房屋炸成了平地,主人也许不幸殉了他的家园,但这小小的相思鸟,却神迹似的成了漏网之鱼。”文章的结尾更是点题之笔:“一想到和这相思鸟一样,流散在祖国地面上无数的失去了家乡的人,围着笼子,大家不觉一时都沉默了起来。”
《忘忧草》这篇,则是对失落在广州的他那几本心爱的小书的追怀。上海沦陷,叶灵凤的万卷藏书也不能带走,随身带到广州的,只有几本“谈论书物版本聚散变迁的‘关于书的书’”,但就是这样几册“战时的奢侈品”,也因广州的沦陷,“永远不能和我见面了”。这组文章,一方面开启了他此后善写的读书随笔的先河,另一方面,也更沉郁的,是书外的情愫:“我忘记不掉这几本书,正像忘记不掉使我安居了八个月的那一片可爱的肥沃的土地一样。”每一个爱书家几乎都是视书为生命的,叶灵凤同样对失掉的心爱的书“不能忘去”,但他之所以记下这一笔,又意在“忘记了罢,像忘记一朵开过的花”,血债总要清偿,“如果清偿的取得还需要更多的日子和更多的牺牲,我也毫不吝啬那幸存着的另一部分贫弱的收藏。”
如果说,《忘忧草》的前半部还有一些抒情的成分,写于香港的后半部分则更像直白的政论杂文,其中的主线不外是“一面加紧团结,拥护抗战。一面加紧用我们的笔,暴露汉奸的阴谋,尤其是文化汉奸的‘文化阴谋’”。那个时期,香港曾经爆发一场“抗战与和平”的论战,肇起于《南华日报》对于“和平运动”与“和平文艺”的宣传。《南华日报》由汪精卫的亲信林柏生在香港创办,为配合汪精卫主张的“和平运动”,《南华日报》透过副刊《一周文艺》和《半周文艺》极力鼓吹“和平文艺”,其中一位叫作“娜马”的更成为马前卒。娜马等人反对抗战的主张引来抗战文艺阵营很大的反响,据陈智德说,反击文章的作者就包括叶灵凤,矛头直指娜马。娜马自己说,叶灵凤的《忘忧草》收进了三篇骂他的文章。娜马自然觉着很受侮辱,于是在《南华日报·半周文艺》发表了一篇回击文章,标题也叫《忘忧草》,文章的核心内容只是嘟嘟囔囔怨叶灵凤不同时附上他的原文,其余一无可观,只是开头部分描写买《忘忧草》的一段倒是非常有趣:
忘忧草,是叶灵凤先生的一本杰作,也许是他继双凤楼随笔后的又一杰作吧!这本书,出版了已经好几个月,因为是“每本定价港币六角”,乃使购买力相当薄弱的我无从拜读了。
昨天,在摩罗街的旧书摊里见了十多本,姑且就近去一问价:索价六个铜子,我还三个,就成交了!(不敬之极,顺在这里向叶先生深致歉意。)
这个手法,非常的小儿科,叶先生看了,想必会呵呵一笑。娜马究竟是谁,我非常好奇,可惜几十年过去始终无人认账。
陈智德在《板荡时代的抒情:抗战时期的香港与文学》一书里说,日据时期,娜马似乎仍然滞留香港,继续在《南华日报》副刊写文章,“一九四四年间发表了多篇文坛掌故,记述战前的‘广东文学会’,具文学史料价值”。这些文章我找来看了,几乎都是些骂骂咧咧的东西。例如他在《记广东文学会》中说:“当下我即和祝教授闹翻了,他骂我匪徒,我骂他乌龟,我与广东文学会的关系就从此一骂而止。”可见娜马一直就是个很具攻击性的人。有意思的是,一直到沦陷时期,他仍旧对挨叶灵凤的骂耿耿于怀。乱世纷纷,往事如烟。如今我所艳羡的,只是娜马能够有机会面对十多本的《忘忧草》。这本有着好看封面的小册子,我只在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见过叶灵凤的旧藏;内地的话我只听说过一本,好像是被成都的一位藏家收入囊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