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高粱

□聂作平
　　七月，热风吹拂，红高粱渐渐熟了，修长碧绿的叶片上，托举着褐红的穗儿。沉甸甸的籽实让高粱缓缓弯下腰，风来，便轻轻地晃，像一群正在欢呼父亲回家的孩子。
　　川南——包括我老家富顺，把红高粱亲切地称作红粱，仿佛在叫一个孩子的乳名。尽管在富顺的农作物家族中，水稻才是当仁不让的王者。小麦、玉米和红苕的种植面积一般也都超过高粱，但高粱仍是一种不可忽略的存在。五月伊始，高粱渐次高过人头，川南的丘陵间，形成了东一团西一簇的青纱帐。
　　从抽穗到成熟，仿佛一夜之间的事。暑气蒸腾，红粱熟了。如果捋下一把，你会发现，每一粒高粱上面都有一条细小的白缝，如同一只好奇的眼睛。
　　太阳尚未出来，东方天空是一片染得绯红的云彩。父亲在檐下磨刀。弯弯的镰刀磨得白亮锋利，放一根发丝上去，用力一吹，吹到刃口，断为两截。
　　镰刀之外，必备的是一只老大的背篓。竹编的背篓足有一米多高，身高一米七五的父亲背在背上，也只能看到他的头和小腿。
　　收割红粱必须小心。所谓小心，一是不能让锋利的镰刀伤到自己，二是削下的高粱穗要轻轻放进背篓，轻得如放一只鸡蛋。不然，熟透了的高粱米就会夺路而逃，掉进泥地。那是一年辛苦的收成，如此轻易掉进泥地，相当于犯罪。父亲绝不容忍。
　　右手握住锋利的镰刀，左手抓住高粱秸。手起，刀落。高粱秸从高粱穗下三四寸处削断，然后，放进背篓。当一块地的高粱穗全部削掉后，光秃秃的高粱，如同一群失去脑袋的人，只有身子还固执地站着，向着天空的方向。风来，发出呜呜的鸣响，如泣如诉。
　　失去了脑袋的高粱秸也会被一一放倒。它们将集中到一起，以田垄边的一株老桑树为中心，一根根、一团团地围在一起，继续保持站立的姿态，向着天空。至于往来的鸟儿，也许会在高粱秸深处筑一个巢。
　　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在如此这般地晾晒十天半月后，父亲会把它们挑回家，它们便是接下来一两个月的燃料。那些在高粱秸中筑巢的鸟儿，它们的家转眼消失了——有时，鸟巢里还躺着三两颗小小的鸟蛋，父亲把它掏出来，那就是难得的美味了。
　　盛在背篓里背回家的高粱穗，要用连枷一下接一下地敲打，直到把上面的高粱一颗不剩地全敲下来。
　　除了饥荒年代，高粱很少作为人食——唯一例外的是刚收回的高粱。那些嫩嫩的高粱米，用井水或泉水浸泡一晚，再用石磨磨成浆，滤干后加入糖及少量面粉，团成团子，放入笼里蒸，这便是高粱粑——我至少有三十年没吃过高粱粑了。记忆中的高粱粑，有一种清香和瓷实。
　　这样的高粱粑，其实相当于尝个鲜。因为，一般而言，每一个收获高粱的季节，每家人最多只做一次。高粱是粗粮，不宜人食。又因产量低，也不宜作饲料。
　　高粱的最佳去处是酒厂。老家的高粱是颗粒饱满的糯高粱，特别宜于酿酒，据说具有出酒率高和酒味带有糊香的特点。所以，每年高粱收获后，总有高粱贩子，开着卡车到村口收购。
　　满满的一卡车一卡车高粱，它们将被运往附近的泸州和宜宾，那里，正是最著名的川酒产地，从那里走出了五粮液、泸州老窖和郎酒等一系列知名品牌。这些驰名世界的美酒背后，其实，也有来自我老家的高粱的贡献。当我举起手中的一杯酒时，我应该而且必须看到，在酒的背后，站着一个瘦高的中年男人，手里握着镰刀，正穿行在漫山遍野的高粱地里。
　　还有一部分高粱没有远走高飞，它们留在了原产地。留在了安溪、赵化、飞龙、怀德、大城。这些小地方，分布着若干作坊式的小酒厂。它们常常布局在镇头村尾。每年高粱收获不久，它们那许久不曾冒烟的烟囱开始冒烟，许久不曾打开的大门开始打开。空气中荡漾着一股或轻或重的酒香。过路的人忍不住轻轻地或重重地吸一口，打一个响亮的喷嚏，把瓦屋上的麻雀吓得伸出翅膀，向着成都的方向飞去。
　　这些小酒厂产的酒，没有品牌，当然也不需推广。或者说，乡亲们的口碑就是最好的不要钱的推广。它是真正的粮食酒，没有添加，原汁原味，仿佛用力品咂，还能品出七月阳光下高粱的滋味。
　　这种酒称为散装酒。它盛在酒厂高大的陶坛里，一坛有五百斤，足以让人跳进去泡个酒澡。逢场天，热爱酒的人们带着一只只十斤的白色塑料壶盛了酒，走过田野回家。而小镇的餐馆里，柜台后的陶坛盛着的，同样是来自小酒厂的散装酒。老板手里的酒提子，咕咚一声，一头扎进酒坛，清冽的酒，倒在一只粗瓷的碗里。一碗，便是一斤，哪怕最能喝的汉子，一碗也足够了。
　　那一碗酒，大概需要几十株长势良好的红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