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至深处是川报

□唐廷华
　　我和《四川日报》算是“同龄人”。上个世纪60年代末，中学毕业后，我回到百里漕山沟里，继续着父辈“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那时，我自己觉得还算有一点写作基础，梦想着通过写作改变命运。于是，上山下地劳作之余，我不断地给报刊投稿，遇见什么写什么。可是，都一概“泥牛入海”。
　　正在我打算放弃的时候，1971年初，《四川日报》一则关于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50周年文学作品征文启事，再一次将我创作的激情点燃。
　　山里没有电灯，连煤油灯也缺少煤油，但是却不缺星空皓月。有月亮的夜晚，我拿着在上中学时没有用完的旧作文本和一支有些破旧的钢笔，独自爬上屋后半山坡，坐在没有树木竹林遮挡的一方大石头上，就着月色和山风，涂涂写写。前后用了3个晚上，才写成了一首不到20行的诗歌《党啊，我的母亲》。
　　诗稿发出去后，我便天天往生产大队党支部跑，去翻阅新来的《四川日报》。心里梦想着，有那么一天，在《四川日报》的征文专栏能看见我写的诗歌。可是，天天怀揣满满希望而去，却总是落寞失望归家。就这样在焦虑中度过了半年时间。年底，我已当上生产大队小学民办老师，一天快放学时，邮递员将一封来自《四川日报》的信件送到我手中。
　　“发表了？”我一下子血脉偾张，激动万分，当着学生的面，一把撕开牛皮纸信封。结果，信封里没有报纸，只装了一枚小小书签。书签是特制的，底色鲜红，上半部烫金党徽，中间部分印有“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50周年1921.7.1—1971.7.1”字样，最下面是“四川日报编辑部”的落款。当然，书签中间还有几个小字：“征文纪念”。看着这枚精美的书签，我有些失落的心情，似乎一下子被抚平了。也在那一年底，我参军离开了小山村。离开家的时候，我将书签用一张洁白而柔软的纸包裹好，夹在生产大队党支部赠送给我作参军纪念的笔记本里，小心翼翼装进行囊带到部队。
　　从新兵开始，到后来在部队20年，再转业到地方工作，即使退休至现在，我从来没有放弃过新闻和文学作品的写作。功夫不负苦心人，我最先发表的新闻作品不是在军队报刊上，而是《四川日报》。
　　那是1980年前后，《四川日报》在头版最下边，开设有一个“天府快讯”专栏。那时还没有传真，没有电脑邮件，更没有微信传送，只有通过电话传接稿。头天晚上11时截稿，“有用”的稿子在第二天立即见报。我曾在一个月时间里，不仅在“天府快讯”栏目3次上稿，而且都是栏目头条。
　　《四川日报》的编辑老师，也给予我诸多帮助，常常在电话那头不厌其烦地告诉我怎样写快讯稿。从“火柴盒”到“豆腐块”到两三千字的长稿，从消息到通讯到特写再到文学、理论研究，每年总有那么几篇体裁不同的稿子被刊登在《四川日报》上。上个世纪90年代，我在《四川日报》上仅发表的理论文章就达10多篇，有些也曾经引起过较大反响。
　　人的一生啊，短暂而漫长，在行进中，总会遇到几个让你心动、催你奋进、伴你前行的知己。我的人生之路走到现在，有《四川日报》相伴相助，感到十分幸运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