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先贤在时光中的“平民情怀”

——从《曾溪口》到《晏阳初》想到的

□赵正旭
　　认识作者苗勇是在十年前。阅读他当年新出版的小说《曾溪口》。这本书的起点是四川巴中，描述了当地因特殊的地理结构和经济状况而自然生长起来的“背二哥”的故事。彼时，20多岁的我看书犹如看戏，心性和社会阅历还在试探和摸索之中，那些在江海里翻滚的人生尚不能切身地去理解。现在发现作者对于自己的家乡不仅有社会工作体验，也会把思想的触角深入到历史的深处，去琢磨贫穷之上普通人性里的道义，如何让那些可歌可泣的理想和欲望合情合理地铺陈，而不是成为时间的碎片。
　　十年之后，《晏阳初》问世。读过这本书后，发现其气息和格局有了截然不同的变化。如果说，《曾溪口》描述记录展现的是局限于巴中的独特人文历史，那么《晏阳初》只是以巴中为起点，将一位现代人多不知晓、有世界影响力的人物重新隆重又适时地请到历史的幕前。
　　翻阅此书，会情不自禁地对“平民教育”所延伸、追溯的中国乡土文明以及困境有所自觉，进而反省历史和眼前的关联、关于未来的思考，也许这也是作者为什么要去仰望名人之璀璨天空的初衷。
　　《晏阳初》伊始，交代了主角的出生、背景、环境等。在当时的巴中，晏家也算书香门第：父亲是读书人，并且思想开放，而他的母亲是一位传统的闺秀，也知道如何和自己的夫君在家庭教育上“识大体，尽本分”。
　　晏阳初是幸运的。人生之初，吸收了文化里精华的那部分，不管是中国传统文化里的教养、训导、文化认知，还是家庭里父母的诗书熏陶和人格引导。所以，他的人生正如他的别名：遇春。
　　整本书很多细节都有迹可循。可想而知，作者为了完成这本书，应该查阅了相关的资料，拜访了相关的地方，甚至联系了实际的基层工作经验对历史进行某些相应的推断、解剖。
　　对诸多不太了解晏阳初的当代读者来说，这本书提供了详尽的历史脉络，记录再现了晏阳初在人生不同阶段的成长和卓越之处。比如，他可以在没有学费着落的情况下只身去香港求学；拿到丰厚的香港奖学金后又因爱国毫不犹豫地放弃；在美国求学期间在外打工，很长一段时间，他可以只吃牛奶和面包……回国发展后，他不改初心，“坚定不移地走在平民教育的道路上”，去定县需要举家迁徙，他没有半点对物质生活的牵挂或迟疑，说走就走。
　　是什么力量让一个人如此不悔地关注“平民的命运”呢？晏阳初从事平民教育、乡村建设的种子，萌发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法国。刚刚从耶鲁毕业的晏阳初于1918年6月抵达法国北部的布朗，那里约有5000名中国劳工，劳工们最需要的服务，是替他们写家信。虽然信很简单，只是报个平安，但每天晚上写百余封信，还要代办汇钱手续，工作量也很大。晏阳初决定尝试教劳工们认字。4个月后，最早跟晏阳初识字的40余人中，有35位可以写家信了。
　　在法国的经历，改变了晏阳初的一生。从劳工身上，他有两大发现：一是这些人不缺智力与热诚，缺的只是受教育的机会；二是士大夫阶层对贫苦大众的无知。“表面上看，我在教他们；实际上，他们指点了我一生的方向。”晏阳初这样说。在1919年4月于巴黎举办的主题为“旅法工作经验与未来中国工人福利问题”的讨论会上，晏阳初提出“平民教育运动”的议案。归国后的晏阳初，从此走上了平民教育之路。
　　再回到1926年。怀揣耶鲁与普林斯顿双文凭的晏阳初，与一批志同道合者一道，告别都市，来到河北定县东亭镇翟城村，开启乡村建设试验，试验持续11年，书写了现代中国历史上乡村建设试验传奇的一章。
　　而时间已经证明，“晏阳初们”的精神遗产，并未烟消云散。其理想主义色彩即使放到今天，也不失其社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