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足尖技艺镌刻英雄群像

□海维清 韩雨琦
　　芭蕾舞剧《八女投江》由芭蕾编导王勇、陈惠芬伉俪创编，秉持现实主义创作基于历史真实“原型”，从中观的叙事结构布局，到微观的语言再造，再到宏观的美学提炼……红色芭蕾舞剧《八女投江》成为芭蕾舞“洋为中用”的又一次极富意义的尝试。

谋篇布局的“以喜衬悲”

　　在整部作品的谋篇布局上，芭蕾舞剧《八女投江》巧用舞剧叙事结构的对比法则，以“喜”和“悲”的两种情绪切换，将全剧划分为“密营”和“西征”上下两幕，同时每幕又以三章组成，分别为上幕：“春漾”“桦书”与“激战”，下幕：“离歌”“荒泽”与“霜雪”，并在其前后缀以序与尾声，使全剧内在形式结构完整，首尾呼应。
　　上幕虽弱化线性叙事，却在看似寥寥数笔的疏勾浅描之间，将历史背景、时空环境、人物性格、身份关系等历史之真实以诗意的写照晕染而出，为后幕英雄群像的逐渐完形与立体作好铺垫。上下两幕从喜到悲，从合到离，从聚到散，从生到死……结构逻辑清晰，构思巧妙，意味隽永。

爱情双人舞的“洋为中用”

　　芭蕾艺术是“舶来品”，面对这种“拿来”的“异质”的舞蹈语言，如何讲好自己的故事，确需一番苦思和取舍。
　　对于这一问题，毛泽东早在1942年5月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阐明了“洋为中用”的思想——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为我所用。显然，在这一指导思想下，芭蕾语言的革命化、民族化、大众化这“三化”精神业已在《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这两个经典作品中得到了成功检验。
　　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在红色题材芭蕾舞剧《八女投江》中最有价值和最成功的艺术突破并非是在芭蕾中大胆融入了东北秧歌语汇，而恰恰是几段酣畅淋漓的男女爱情“双人托举”舞段，成为作品中非常具有笔力和审美价值的舞蹈核心。
　　此外在音乐作曲方面，该剧中大量东北地域性音乐元素的使用，使得视觉与听觉相得益彰，舞剧所表现的“和声”力量，也再次彰显了地域、民族风格。

留白巧思的美学提炼

　　芭蕾舞剧《八女投江》在艺术创作中运用留白手法，有效地营造出虚实相生的诗意意蕴，不仅塑造出鲜活的人物形象，同时为观者留下无限的空间与想象。
　　开场《序》中，孩童声于水下逐一呼唤英雄姓名，打破传统古典芭蕾中由乔治·诺维尔在倡导“情节芭蕾”时规定“舞者不歌，歌者不舞”芭蕾哑剧式表演戒律，转而以虚实相生的浪漫手段，唤醒尘封的历史记忆，仿佛使“八女”英雄的魂灵在舞台上得以重生。
　　在“桦书”篇章中，通过教书识字的桥段，由冷云以老师身份在黑板上写下一个“家”字，从而导入女战士安顺福对往事的美好回忆，虚实转换间交代加入抗战队伍的前因后果。透过正襟危坐学习“家”字的设定，其作用不仅是为情绪的铺陈，而且是对后文故事的发展埋下伏笔。“家”这一文字符号的书写，将“八女”烈士还原为具体鲜活的某人的爱人、妻子、女儿或母亲……
　　全剧并未直接出现敌人形象，也未过多描写惨烈、写实的战斗画面，而是以移动的白桦林作为舞台装置，根据剧情需要，将舞台空间切割、分布成不同的场景、空间。这似乎在不著一字的节制之间，营造出战争悲歌，勾勒出恩断义绝，烘托出生离死别……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美学意蕴。

诗意鲜活的群像刻写

　　芭蕾舞剧《八女投江》以足尖艺术演绎出经典抗战故事，巧妙采用艺术的角度谱写英雄群像，还原红色经典，促使人们再次触摸历史的温度。
　　如黄桂清与恋人间的爱情，冷云与丈夫间的家庭温情，王惠民与父亲间的亲情，安顺福回忆幸福的挚情，都在残酷的战争面前转化为悲情和对敌人的痛恨之情。同时运用对比叙事形式凸显战争的无情与和平的宝贵。
　　在艺术手法上，作品突破既有该类题材舞剧在革命女性人物设定中的刻板化、符号化倾向，在首先还原“八女”英雄的理想身份——恋人、妻子、女儿、母亲……八位普通的女子之后，在真实有据的故事题材中，着重对八位女性英雄形象逐一进行塑造，运用个体叙事中多重身份的反复切换将悲壮的历史故事映入观者眼帘，逐步勾勒出“八女”这样一个经历不同、身份各异却最终殊途同归的女性英雄群像，这不仅是对革命先烈的歌颂，更是对女性群体、对生命和信仰的礼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