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读本六十首》中的乡愁叙事

□向天渊 黄波
　　有学者指出，作为对中国现代化历史实践的一种回应，乡愁是一种现代人把握现实，防止自我在虚幻和迷茫中迷失，与现代性对立的一种批判力量（种海峰）。可见，乡愁的抒发本就包含了反思“现代性”的深厚内涵。阅读李少君新著《诗歌读本六十首》不难发现，对于“现代性”的反思屡见于文本之中，如《时代关键词》通过“进口”“移民”“复制”“整容”几个关键词勾勒出时代面貌，引起读者思考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现象；《云之现代性》则是在对“现代性”这一概念的探讨中表达对自然的推崇。在这些诗中，诗人以质朴的语言，通过对现代化进程中诸多问题的反思传达出诗人心中对故土的羁绊，对自然的礼赞，并在更深层的意义上呈现出对民族文化传统的回应与接续，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乡愁叙事的典范。
　　乡愁总是与故土记忆与追念连在一起。诗评家张德明评价李少君是一个有着深重故乡情结的诗人，故乡的山水和亲人常会在他的诗歌中现身，这是很到位的。可以说，不管是《雪国》中那个炊烟袅袅的自由与美的世界，还是《四合院》中亲人在秋天桂花飘香的夜里安然入睡的小院子，以及《石梅小镇》中远离都市地处山海之间的领土，都是李少君心中故乡的原型。不论北方胡同里的早点，抑或江南烟雨中的雨伞，不同地域风俗与生命感触催生出“固执但各异”的故乡感（《故乡感》）。故乡以不同的面貌藏匿于诗人的意识深处。当然，故乡之于李少君，不仅是一方地理乡土，还有那些更为具象的故乡人。故乡人以不同修辞方式在其诗作中屡次登场，如年近七十第一次给远在天涯海角的儿子打电话的母亲（《妈妈打手机》），黄昏时树林里散步的父亲（《傍晚》），以及牛背上的老人和他可爱的孙女（《探亲记》），皆印证着李少君作为游子的情感记忆与故乡回望，同时也赋予其生存的力量。正如他自己所说，无数次离开故乡又返回故乡的经验让他确信故乡就是“生命的源头和力量的源泉”（《我也是有故乡的人》）。
　　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李少君，童年在湖南乡村的青山绿水间度过。广阔的乡村天地，孕育了诗人对文学与美的想象，以及对自由的追求。在李少君看来，自然是中国古典诗歌里的最高价值，是比庄子所言之“道”还要高的价值。《自白》与《我是有背景的人》都可视为李少君自然书写的典型之作：在《自白》中，诗人视自然为存在的主体与核心，坦诚自愿成为具有自然之境的居民；在《我是有背景的人》中，诗人视自然为人生出处，所谓烟火红尘生活，不过是作为云之特使的人偶尔下到人间客串一趟。可见，在李少君的诗学理想里，自然与故土一样，是人之来处，也是人之归途。因此，自然便成为诗人李少君情感回望的又一载体，是其乡愁叙事的重要领地。一方面，诗人倾力描摹自然，如张德明所赞赏的那样，是描画自然景色的高手。在《春》《春信》《青皮林中》《西湖，你好》等作品中，诗人通过寥寥几笔便勾勒出一个山与水、云与雾、阳光与动物交相辉映的诗意世界，这个世界正是身处现代化快节奏生活中的诗人对自然纯粹而真诚的礼赞。另一方面，诗人通过自然获得精神上的超越。在《春天里的闲意思》《南山吟》等作品中，比故土更为广阔的自然，在精神上不同程度地扮演了都市游子回不去的故乡角色，成为都市之人审视现实、观照生命的场域和修复重构自身的重要手段。
　　乡愁有“大”与“小”之分。学者禹建湘在《中国现代化与文学乡愁》中指出，随着内涵的发展，乡愁拥有不同层次，最原始的思念亲友同胞的个人化情绪是“小乡愁”，从个人上升到怀念故时旧景、故国山河的是“大乡愁”，而情绪化的乡愁最终内化为一个文化基因传承下来，构成第三个层次即“文化乡愁”，其最深刻也最广泛的表现形式，是对传统文化的眷恋与回归。李少君极其热爱文化传统。作为草根诗学的倡导者，他强调“传统”在中西文化对抗与融合中的重要性。成都的锦绣诗词（《在成都》），昭通的茶马古道（《在昭通》），长安的青铜刀剑（《长安秋风歌》），以及桃花潭（《桃花潭》）、敬亭山（《敬亭山记》）等都是李少君心中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符号，他借此倾诉内心隐秘的文化乡愁。他在《山中》《四合院》《抒怀》《意境》《西山如隐》《海边小镇》等诗作中，刻意远离先锋与粗犷、智性与隐喻等现代诗艺，选择通过日常书写构筑理想中的文化伦理与社会秩序，以此舒缓当代人的精神空虚，阻滞现代化进程中文化传统的失落，这当然属于文化乡愁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