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观主义思维方式的诊断与矫正

——《反对本本主义》导读

□陈培永
　　《反对本本主义》系毛泽东1930年所写的文章，奠定了毛泽东思想形成的“第一块基石”，初步呈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自觉，其对本本主义或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等问题的深度分析以及提出的解决之道，具有穿透时代的价值。

“经过一番大斗争以后写出来的”文章
●这场大的斗争就是与杜修经、刘安恭为代表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错误的斗争
　　毛泽东一生留下的为人熟知的作品很多，但要论经历最为曲折、最具有传奇色彩的作品，《反对本本主义》绝对能排得上号。很少有哪一部著作像它一样，演绎着失而复得、重新更名、旧作新用的传奇故事。
　　毛泽东本人曾在1961年公开讲过，“这篇文章是经过一番大斗争以后写出来的”“是1930年写的，总结了那个时期的经验”。这是一番什么样的大斗争呢？又总结了那个时期的什么经验呢？
　　1927年，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部队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28年6月30日，中共湖南省委巡视员杜修经宣读了省委给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的指示信，要求红四军离开湘赣边界“集中力量向湘南发展”。7月，国民党湘军趁红四军分兵发动群众之时出兵发起“会剿”。杜修经教条式地执行省委决定以及不顾实情的分兵冒进策略，使红四军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在残酷的军事斗争面前，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得以继续实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迎来了一段相对平稳的发展时期。就在各项工作有序进行时，受中共中央派遣的刘安恭来到于都，引发了一场大争论。争论围绕“个人领导和党的领导、前委和军委的关系”等军队建设问题展开。红四军内部产生严重分歧，形成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另设军委实际是“分权主义”；另一种意见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指责前委“管的太多”“权力太集中”是“书记专政”“家长制”。
　　无休止的争论致使红四军前委不能正常工作。1929年6月8日，红四军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取消临时军委，毛泽东主动要求辞去了前委书记的职务。此后，他离开领导岗位，深入地方开展工作。在那段时间，毛泽东曾深入分析了出现“两个思想系统的斗争”的历史原因，认为“现在的争论问题，不是个人的和一时的问题，是整个四军党的和一年以来长期斗争的问题，不过从前因种种原因把它隐蔽了，到近日来才暴露出来”。他在信中还提到“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从远方到来”，指的就是刘安恭的教条主义。
　　毛泽东恢复红四军前委领导职务后，梳理党和军队中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提到“主观主义”问题，认为主观主义导致的必然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
　　1930年5月，红四军攻克寻乌后，毛泽东、朱德部署军队加以休整。毛泽东充分利用这一段来之不易的时间，对寻乌进行了全面的社会调查，形成了后来的《寻乌调查》，并在同期先后写成两篇文章，这就是《反对本本主义》和《调查工作》。
　　我们可以看到，这场大的斗争就是与杜修经、刘安恭为代表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错误的斗争，所积累的经验就是一定要通过调查实际情况而不能完全靠理论指导、绝对靠上级指示或决议来进行革命、开展工作。
　　遗憾的是，这两篇文章在当时弄丢了。待重新被发现，已经是1961年，而且，只有其中一篇找到了，这篇文章是《调查工作》。毛泽东给文章题目增加了两个字，改为《关于调查工作》。1964年，毛泽东将其更名为《反对本本主义》。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反对本本主义》，其实是《调查工作》，而原初版本的《反对本本主义》至今下落不明。

几种主观主义思想方法的揭示
●《反对本本主义》反对的不仅仅是本本主义或教条主义，还包括各种各样的主观主义错误
　　本本主义就是教条主义。在写作《反对本本主义》的时候，党内还没有使用“教条主义”这一名称，之后毛泽东基本上都是使用教条主义而不再使用本本主义。毛泽东实际上讲到了两种教条主义，一种可以说是“唯书的教条主义”或“唯理论的教条主义”，即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本著作、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观点当成教条；一种是“唯上的教条主义”或“唯指示的教条主义”，即把某个会议的文件或上级领导的讲话、指示当成教条。
　　两种教条主义的共同点，就是把业已形成的理论或观点、指示或讲话作为第一位的东西，作为评判现实、解决问题的法宝，而忽视客观现实或者把客观现实作为第二位的东西，为了贯彻理论或指示可以不管客观实际，开口闭口“书上说了”“文件写了”，大事小事都问有没有出处，有没有依据，任何做法都力求与理论符合、与文件一致，不敢越雷池一步。
　　教条主义错误，不是因为思想理论和领导指示本身是错的，而是因为不管不问这种理论、这个指示所适用的客观实际条件，“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
　　毛泽东反对的还包括“形式主义”，他写道：“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为什么党的策略路线总是不能深入群众，就是这种形式主义在那里作怪。”从这段话看，形式主义是可以用教条主义来代替的，它其实就是“唯上的教条主义”。我们说教条地执行上级政策与形式地执行上级政策是同一个意思，都是指不懂得变通，不知道将一般性的指导与具体性的实际结合起来。
　　当不顾实际情况教条化地执行上级指示的时候，就必然只是形式上的执行，就必然是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地执行上级指示，必然会带来形式主义的结果，形式主义因此又是教条主义的结果。也就是说，这种做法从过程来看是教条主义，从结果来看则是形式主义。
　　毛泽东还批判了“纯主观地‘瞎说一顿’”“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等错误。他还写道，离开实际调查去估量政治形势，去指导斗争工作，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可以说，《反对本本主义》反对的不仅仅是本本主义或教条主义，还包括各种各样的主观主义错误。

科学对待“本本”与正确贯彻上级指示
●反对本本主义，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维度”，打破对上级指示的盲目执行、机械理解
　　反对本本主义，直接关涉的是如何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如何处理好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问题。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反对本本主义，并不是反对“本本”，不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经典著作是立场、观点、方法的载体，把握基本原理、学习科学方法必须与读经典著作相结合。
　　但只讲某个文本、某些观点、个别论断而无视客观现实的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结合实际与时俱进地发展。只讲坚持不讲发展，把任何的发展，把任何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不一样的做法都看作是背离、背叛，在理论上有问题，在实践中有害。
　　学习马克思主义，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维度”，不能因循守旧、固守传统，要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紧跟时代的变化不断丰富和发展理论本身，用发展着的理论来指导实践、助推实践。
　　反对本本主义，还要解决如何正确贯彻“上级指示”这个“本本”的问题。发自内心地认同上级指示，也相信只要严格贯彻上级指示就能解决问题，于是不去怀疑，不打折扣，全身心地、真抓实干地投入贯彻执行中。恰恰是这种做法，毛泽东却进行了批判。“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
　　贯彻执行上级指示，没有错。错就错在不考虑具体实际情况、盲目执行。贯彻上级指示，首先应该思考的是怎么理解上级指示。不能因为它是上级领导的指示，就认为它是正确的指示，就不怀疑它的适用性。毛泽东要打破的是对上级指示的盲目执行，机械地理解上级指示，错误地认为上级制定的一切政策都是正确的，习惯于把上级指示当作“死命令”，以“坚决执行上级指令”为口号而不知变通，不充分发挥自己的灵活性和相对独立性，就是唯上论，就一定会走向教条主义，走向形式主义地贯彻执行。
　　正确贯彻上级指示，应该对上级指示的正确性作出理性的分析和判断，依据客观实际和实践活动来作出分析和判断。它不可能要求辨别每个上级指示，也并不是说要去质疑、否定上级的指示，而是要充分考虑实际情况，深度思考上级指示的基本精神，不停在面上，不图省事，不以为完全按要求做了就是最好的结果。
系统掌握调查研究的方法
●养成调查的习惯，掌握调查的技艺，把握好调查什么、如何调查的问题
　　反对本本主义，需要掌握科学的方法论，《反对本本主义》的结论明确——“只有向实际情况作调查”。调查是反对本本主义的根本方法、有力武器，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正确的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读《反对本本主义》，应该深刻认识调查的重要性，养成调查的习惯，掌握调查的技艺，把握好调查什么、如何调查的问题。
　　做好调查，首先得有正确态度。一切调查工作首先都要端正态度、认真对待，“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要反对两种错误的态度：一种是“老爷式的调查”，这种态度不是去调查问题的，而是去摆排场的，不是去虚心了解群众的，而是去给群众当教员的。还有一种可以叫做“猎奇式的调查”。毛泽东说，“像乡下人上街听了许多新奇故事，又像站在高山顶上观察人民城郭”“像挂了一篇狗肉账”。“猎奇式”调查走马观花，遇到什么就调查什么，毫无章法，也不可能深入到问题的本质。
　　做好调查，目的、目标要明确。调查的目的就是发现和解决问题，调查问题的过程，就是解决问题的过程。要反对盲目调查、没有目的的调查、没有问题导向的调查。坚持问题导向，实际上包含两种意思，一种是坚持发现问题的导向，一种是坚持解决问题的导向。我们比较容易注意到在调查中寻找解决方案，却忽视了在调查中发现新的矛盾和问题。这不是“没事找事”，而是为了增强预见性，提前做好预案，避免问题出现时措手不及。
　　做好调查，要历史和现实兼顾。调查某个问题，就要调查这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毛泽东非常注重对历史情况的调查，为什么要如此强调调查历史情况呢？一则看不到历史情况就不可能正确地看到现实情况，二则就不可能从历史、现实中看到明天、未来。只聚焦于某个时间段的树木，是看不到历史的森林的，甚至连这个时间段的树木也看不全。
　　做好调查，调查方式要选准。调查方式有多种，可以采取实地调查的方式，也可以采取开调查会的方式。针对不同的问题，两种调查方式会有不一样的效果。如果一个问题涉及相当大的地理范围和多个部门，开调查会的方式可能更加高效。开调查会的前提是已经有人在前期就不同问题做足了调研准备，已经掌握了实际情况，所以调查会依然要以充分的实地调查为前提，否则就成了闭门造车、纸上谈兵。两种调查方式可以说都是可行的，各有利弊，为了使调研结果更靠谱，最好是将它们结合起来。
　　做好调查，前期工作要做足、要做细。无论是实地调查还是开调查会，都要做充分的前期准备。最基本的方面是一致的，就是要明确去什么地方、找哪些人、讨论什么问题。要先明确讨论的中心问题，确定讨论提纲，按纲要逐一讨论，避免各说各话、自行其是；要亲身出发、接地气，不能单靠书面报告，要自己做记录，尽量避免他人代笔；要善于引导，确保从调查对象那里得到的信息都是可靠的、全面的，等等。
　　做好调查，还要有始有终。调查有事前调查，也要有事后调查，事后调查与事前调查同样重要。事前调查是为科学决策提供事实依据，事后调查是为了取得反馈，检验决策是否真的符合现实要求。毛泽东讲到的诸多方面，一看就是实践经验智慧积累的结果，具体的细节也值得我们好好琢磨。
　　（作者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副院长，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