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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族年将至,绿皮车把归乡的人送回家,也把法治意识送到他们身边
一趟慢火车上的彝乡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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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任紫鑫 范芮菱 张庭铭
11月19日午间,老成昆线西昌站候车大厅。临近彝族年,返乡的人们带着背篓、行李与年货,汇成热闹的人潮。大厅一侧,几张桌子拼成普法展台,彝汉双语的法治漫画、以案说法的小册子整齐码放。
12时,话筒递到发布人手里。由省政府新闻办主办、四川日报全媒体承办的《发言人在现场》第八期在这里开场,主题是“让法治成为共识——彝乡情慢火车普法同行”。
车厢里,普法宣传同步展开。发布会后,发言人与高校学生、青年法官等“青年思享者”代表登上5634次慢火车,和学生、乘客拉家常、答疑问。
这可不是临时起意——登上慢火车普法,是铁路运输法院法官沿袭40多年的传统。
让模糊的委屈转化为清晰的权利认知
“开展‘彝乡情·法治慢火车’普法,初衷不是‘找一辆车普法’,而是想让法律真正抵达人心。”成都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副院长徐翔说。
这趟车值得这样的用心:它穿行大凉山50余年,从攀枝花往返普雄,途经38个乡镇、辐射周边97个乡镇,最低票价2元,是沿线群众的赶集车、求学车、就医“移动生命线”,乘客里有学生,也有背着山货进城的乡亲。
“普法要抵达的首先是人。”徐翔说,一趟车要坐几个小时,当法官坐到乘客身边,法律就要从“纸面条文”变成百姓愿意听的“家常话”。
慢火车上,专设了法治车厢——是学习车厢也是法治课堂。法官们用真实案例讲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用电影故事做趣味问答;设“移动法律咨询站点”,站点设“铁路矛盾多元解纷工作站”,让“小事不出站”;双语标语、法治漫画、法治剧本杀,让车厢成为行进中的法治科普书。
效果,有时就在孩子的一句话里。一堂校园欺凌普法课上,法官分享了一个案例:一名学生被同学起侮辱性绰号、照片被发到网上群嘲,抵触上学、接受心理治疗。法官提问时,车上10岁的彝族女孩脱口而出:“侵犯了名誉权和肖像权。”法官追问怎么维权,孩子们答:“告诉老师”“告诉家长”“保留证据”……
“把‘被欺负了怎么办’从模糊的委屈,转化为清晰的权利认知,这趟普法列车就没有白跑。”徐翔说。
彝乡老百姓心里的那杆“秤”更准了
慢火车只是一个载体。源头问题是:为什么要在彝乡普法。
“以前彝乡百姓在山上种田,现在在城里打工,劳动合同怎么签、劳动权益如何保障,都是新问题。”省司法厅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处副处长李孟锦说,公共法律服务供给方面,大小凉山还存在短板:服务半径大、双语服务缺口大、普法精度不够、本土人才偏少、移风易俗任务重。
今年,省司法厅启动“法治蜀光”支持大小凉山做强公共法律服务三年行动,配套25项举措,其中,19家律所119名律师对口帮扶19个县(市、区),“帮扶地点单、律所接单”,困难群众不花一分钱就能请到律师。
“小快灵”是普法新思路:内容“小切口”、场景“快节奏”、方式“灵办法”,不搞“大而全”,只做“准而实”,明确乡村振兴、防火防灾等七方面主题,不做“任务派单”而是“服务接单”;组建24人双语宣讲师资库,把课堂搬到院坝头、田埂边、赶集点、校园里;结合彝族年、火把节,融合克智、山歌舞蹈,用短视频、彝语广播开展“指尖普法”。
“哪里有群众,普法阵地就设在哪里;群众什么时候有空,宣讲就什么时候开展。”李孟锦说。
这种转变,扎根大小凉山40多年、身为省级“小快灵”普法宣讲团成员的的莫鸽鸽感受很深。早些年山里信息闭塞,寨子里发生土地边界争执、彩礼纠纷、婆媳矛盾,大家第一想到的是请长辈按老习俗断理。“那时候普法,是我们追着老百姓讲。”
她记得一户人家,儿子儿媳闹离婚,双方家族拉着亲戚对峙。她带团队上门,用彝语安抚,一条一条讲民法典里婚姻、抚养权、彩礼返还的规定。“孩子的权益、妇女的权利,法律都有保护。”这件事后,寨子里很多人说:讲法律管用,法律是帮我们说理的。
如今公路通到家门口,村村有调解室、法律服务点,法律顾问常态化下乡,双语服务随叫随到。“从‘追着群众普法’,变成了‘群众主动找上门问法’。”她欣喜地说,“彝乡老百姓心里的那杆‘秤’更准了。”
用普法替不会“喊疼”的大自然发声
如果说慢火车解决的是“到哪里讲”,生态法庭回答的则是“替谁讲”。
成铁二院四川大熊猫国家公园生态法庭,2021年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复设立,是全国首个国家公园环资审判专门法庭,管辖7市(州)、20县(市、区)的一审环资刑事、民事、行政案件,跨区域“三合一”模式开创了国家公园环资案件集中管辖的先河。
庭长冯文婷说,办理环资案件调解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大自然不会说话,不会喊疼”,一棵树、一只鸟、一条鱼承载的生态价值难以量化,有时在涉案群众眼中成了“无关紧要的小事”。
要让生态保护成为共识,把每起案子都当成一堂课来对待。慢火车,就成了把案子讲给彝乡百姓听的重要载体。
冯文婷印象最深的,是一次在慢火车上进行禁止乱砍滥伐的普法。一位老乡情绪激动地问:“我家房子快倒了,上山砍几棵树来修房子,这也不行吗?”
法官没有立即反驳,而是坐在他旁边拉家常,一笔一笔算“法律账”“生态账”——为什么要保护几棵树,采伐有什么规定,破坏生态要承担什么后果。火车一路开,他一路听,态度慢慢缓和。临下车,他加了法官微信,此后常咨询土地流转、耕地种葡萄等问题。
“从‘抵触质问’到‘放下防备’,再到‘主动咨询’,这就是群众法治理念转变的缩影。”冯文婷说,“就像一粒种子,落了地、扎了根,就可能慢慢发芽。”
数字记录着这种生长:5年间生态法庭审理环资案件650余件,跨域普法里程98000余公里,法官常在田间院坝、山林村寨开庭。办案中,“生态修复”始终优先于“惩戒”——推动补栽补种树木12.3万株、增殖放流鱼苗11.6万尾、修复林地1800余亩,让司法的终点从“刑罚的执行”延伸至“大自然的重生”。
“法律的生命不止于纸面上,更在人们的共识中。”冯文婷说,希望把法律讲成山里话,让群众认识到,保护生态不是约束生计,而是长久红利。
列车继续向前,普法还在继续。彝族年将至,这趟慢火车,把归乡的人送到家门口,也把法治意识送到他们身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