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学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

对党的自我革命认识要进一步到位

　　认真阅读《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我们会发现，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论述了以自我革命精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实现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目标。针对党内部分党员认为“自我革命是自找麻烦”等错误的想法，习近平总书记针对性地指出：“对党的自我革命认识要进一步到位。”如何提高对党的自我革命的认识，需要理解和把握好“革命”和“自我革命”等概念，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

□祝彦 胡淞
　　●厘清“革命”的概念，才能把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所具有的特定的内涵和品质，只有具备了这种特定革命品质的共产党人，才能理解为什么要“自我革命”并能够做到坚持自我革命，也就更能认识今天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的重要意义，从而增强严于律己的自觉性
　　●坚定信仰马克思主义并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旗帜上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一开始对革命的理解就与众不同。对于为什么要革命的思考与选择显得理性而坚定。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具有特定的内涵和品质，高度概括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
　　●从本质来看，党的自我革命与党的事业发展是互促共进的良性关系。纵深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有助于不断净化党内政治生态、锤炼过硬干部队伍、严明干事创业纪律，为党和国家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源源不断注入强大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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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概念的历史渊源与理解
　　对于“革命”一词，我们并不陌生，但真正了解和理解这一名词概念的由来及其含义，恐怕没有多少人清楚。因此，这里有解析清楚的必要。
　　经过梳理分析，革命概念的呈现大概有以下三种：
　　第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革命。从已有文献来看，“革命”一词最早见于《周易·革卦·彖传》：“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此处的“革”意为变革、更替，“命”则指“天命”，是古人认定的、上天赋予王朝的统治合法性。因此，中国古代社会语境中的“革命”，核心意涵主要是指通过变革政权使社会运转能满足民众需求，其本质是一种基于天人感应、民本思想的政治伦理叙事。纵观封建王朝历史，历次政权更迭，大多契合“替天行道、改朝换代”的底层逻辑，民间流传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等口号谚语，正是这种传统革命认知的具象表达，由此形成了旧中国历史中“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局面，这就是周而复始的历史周期率。从历史规律看，中国古代历次政权更迭与民众起事，始终未能突破封建制度的桎梏，无法改变封建专制的统治根基。这类变革大多是底层民众在民不聊生、走投无路时的被动反抗，或是统治阶层内部的权力重构，最终只是实现了王朝的轮换更迭，并未从根本上变革社会制度、解放社会生产力。
　　第二，中国近代史中的革命。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思想的传入和中国社会的剧烈变革，中国语境中的革命概念逐步挣脱传统语义的固有边界，被赋予全新内涵。19世纪末20世纪初，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率先借用西方革命概念，对中国传统的革命意涵进行重构。1902年12月，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释革》一文，对“革命”一词作出较为系统的论述，指出“革也者，天演界中不可逃避之公例也。凡物适于外境界者存，不适于外境界者灭，一存一灭之间，学者谓之淘汰”，他将革命从单纯的政权更替拓展到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这是对“革命”一词内涵认识的重要深化。此外，他在《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中又提出：“革命之义有广狭：其最广义，则社会上一切无形有形之事物所生之大变动皆是也；其次广义，则政治上之异动与前此划然成一新时代者，无论以平和得之以铁血得之皆是也；其狭义，则专以兵力向于中央政府者是也。吾中国数千年来，惟有狭义的革命，今之持极端革命论者，惟心醉狭义的革命。”这一阐释打破了中国古典革命概念的伦理叙事框架，将革命与社会变革、时代转型相结合，为近代中国的革命实践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话语。此后，孙中山等革命派人士进一步深化了这一认知，将革命明确界定为推翻封建帝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社会变革运动，使革命概念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核心话语符号。
　　第三，西方政治学和历史中的革命。与中国语境中革命概念从一开始就与政治权力更替相关不同，西方语境中的“革命”一词最初源于自然科学领域，具有循环往复、回归本源的语义内涵。西方“革命”一词源自拉丁语revolutio，原意为旋转、周转，主要用于描述天体的圆周运动，与社会政治变革毫无关联，纯粹是一个自然科学范畴的术语。直到16世纪末17世纪初，革命概念才逐渐从自然科学领域延伸至社会政治领域，其语义内涵也从循环运动逐渐演变为政权更替。爆发于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是西方语境中革命概念语义演化的关键转折点，它彻底打破了革命即循环回归的认知，将革命定义为打破旧秩序、建立新秩序的社会变革运动。
　　西方政治学与历史学视域下的“革命”概念，其经典阐释集中体现在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该书系统剖析近代西方革命的本质特征、发生逻辑与社会价值，揭示革命爆发的深层逻辑。近代汉语语境中译介的西方“革命”（Revolution），并非单纯照搬西方语义，而是实现了中西概念的融合重构：既借鉴吸纳了西方社会政治剧烈变革的现代意蕴，又承接了中国“汤武革命”所蕴含的政权更迭、顺应时势的内核，形成了兼具中西方特质的全新概念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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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所具有的特定内涵和品质
　　厘清“革命”的概念，才能把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所具有的特定的内涵和品质，只有具备了这种特定革命品质的共产党人，才能理解为什么要“自我革命”并能做到坚持自我革命，也就更能认识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意义，从而增强严于律己的自觉性。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其革命思想和革命精神自然来自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明确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这一论述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将革命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相结合，赋予了革命概念深刻的历史必然性与科学性。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的革命，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品质并付诸实践行动，因此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具有特定的内涵和品质，高度概括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
　　其实，即使是在近代革命史上，真正能够理解革命的人并不多。正如孙中山分析指出：“所有抱着革命思想的中国人，约略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人数最多，包括那些因官吏的勒索敲榨（诈）而无力谋生的人；第二类为愤于种族偏见而反对满清的人；第三类则为具有崇高思想与高超见识的人。这三种人殊途同归，终将以日益增大的威力与速度，达到预期的结果。”也就是说，“阿Q式”的革命者大有人在。正因为如此，才凸显了真正革命者的艰难与伟大。
　　坚定信仰马克思主义并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旗帜上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一开始对革命的理解就与众不同。对于为什么要革命的思考与选择显得理性而坚定。1925年12月5日，毛泽东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中写得很明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政治周报》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主办的刊物，1925年12月5日创刊于广州，毛泽东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兼该刊主编，其目的就是为了宣传革命思想，阐明革命目标，团结革命力量，推动中国革命的发展。以毛泽东当时的身份与地位，他对“为什么要革命”的解释，无疑是讲给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党员们听的，但是，只有中国共产党党员听懂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种革命品质，在毛泽东和无数的共产党人身上体现得非常生动。
　　我们过去长期把革命的原因归于家里穷，实际上是弱化了真正的革命者投身革命的动机。投身于革命跟家里穷不穷有关系，但不具有必然性，否则我们很难解释陈独秀、李大钊等那些家里不穷的人为什么也要革命。穷和受剥削压迫是旧中国社会矛盾的突出表现，不是个体的问题，只有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铲除剥削压迫的旧制度根基，才能彻底解决这个普遍性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正是在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近代民族危难中应运而生，勇敢担起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历史使命。只有这样的革命才是崇高而纯洁的，也只有这样的革命者才能毁家纾国，许身为党，献身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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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革命”指向党的自身建设的内涵逐步丰富
　　查阅现有中共党史文献史料，“自我革命”一词最早见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由于历史环境和时代背景的不同，当时的自我革命与现在的含义并不完全一致。1958年3月17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郭沫若的讲话《赶上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前线》，指出：“在六亿人口中，无党无派的人应该占最大多数。因而无党派的人就要特别加紧社会主义的自我革命。”这是“自我革命”一词较早出现在《人民日报》等权威报道和公众视野之中。同年8月30日，《人民日报》刊发社论《学术批判是深刻的自我革命》，强调学术批判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说是比以前各次思想批判更深刻的自我革命。从当时《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系列文章看，“自我革命”这一词汇具有特定的历史含义和现实针对性：一是主要围绕政治思想方面的革新展开，二是对象主要是知识分子等群体。这与当时的历史现实和形势任务是紧密关联的。不过，当时的“自我革命”，主要指的是针对个人开展的思想改造，聚焦于个人层面的思想革命，与今天的自我革命强调的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层次与内涵截然不同。
　　1963年，江苏省委的文件中提出“自我革命”，针对干部这个群体，从语义与要求对象来讲，更接近于今天的含义。1963年12月20日，江苏省委关于向农村基层干部和群众试读讲解中央两个文件的情况报告中提到了“干部自我革命”的表述，报告强调：“广大干部、群众把中央这两个文件，称作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好章程’，干部自我革命的‘好镜子’。”这是“自我革命”一词较早出现在党的文件中。这里的“自我革命”已开始指向党的干部群体自身的思想与作风改造。此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整风整党、全党整风等一系列实践中，党不断深化对依靠自身力量解决自身问题的认识，逐步丰富了“自我革命”指向党的自身建设的内涵，为改革开放后乃至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理论的成熟与发展，奠定了最初的概念和实践基础。
　　对于“自我革命”一词的使用，在党中央领导人层面，最早见于1964年周恩来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其中指出：“谁拥护革命，努力自我革命，就一定能够得到人民的谅解和照顾。”由此可见，“自我革命”早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就已出现在党和国家的文献中。不过，从内涵定位来看，当时的“自我革命”主要聚焦于组织内部个体的思想改造，尚未上升到整个执政党自身建设的高度与层面。
　　改革开放后，随着党对自身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自我革命”的精神实质已拓展到党的建设领域。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把我们党建设“成为一个勇于改革、充满活力的党”。这里提到的“勇于改革”已侧重于党的建设领域的自我革命。值得一提的是，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从严治党”的要求，指出“必须从严治党，严肃执行党的纪律”。事实上，从严治党就是自我革命的内在要求和实践路径。1992年，党的十四大将“坚持从严治党”写入党章总纲。1997年，党的十五大强调“从严治党，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保证。”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自我革命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在带领全党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201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上，首次提出“自我革命”这一标识性概念。2016年7月，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将“自我革命”拓展到党的建设领域，强调“全党要以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着力解决党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2021年11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将“坚持自我革命”作为党的十个方面历史经验之一载入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再次强调：“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跳出历史周期率既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战略问题，也是中国共产党始终要解决的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2024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深刻阐述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明确了推进自我革命“以跳出历史周期率为战略目标”，科学回答了我们党为什么要自我革命、为什么能自我革命、怎样推进自我革命等重大问题，明确提出“九个以”的实践要求。2025年6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要做到“五个进一步到位”。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党对自我革命的规律性认识，丰富和发展了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是对新征程上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再动员、再部署。
　　由此观之，“自我革命”指向党的自身建设的内涵是一个逐步丰富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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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革命这根弦必须绷得更紧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一次集体学习并发表重要讲话，总结新时代我们党加强作风建设、推进管党治党的成效和经验，强调对党的自我革命认识要进一步到位、党员干部增强党性要进一步到位、权力规范运行要进一步到位、从严监督执纪要进一步到位、落实管党治党责任要进一步到位。将认识问题置于首位，充分说明思想自觉是行动自觉的前提。
　　之所以要将认识问题摆在突出位置，是因为当前一些党员干部在自我革命问题上仍存在错误认识。习近平总书记严肃指出，有的认为“共产党已经是执政党，自我革命是自找麻烦，影响党的形象和威信”；有的认为“全面从严治党管得太紧，影响干部积极性，也影响经济社会发展”；有的认为“党的自我革命只是党中央的事、组织上的事，与自己没有多大关系”；有的认为“自己级别不高、权力不大，离腐败还远，不需要自我革命”。事实上，这些错误认识的危害不容忽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批评的，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认识，“他们在党的自我革命问题上，往往只是应应景、表表态，不入脑、不走心，甚至当看客、做局外人”。更为严重的是，这些错误观点直接影响全面从严治党的实际成效，如果思想问题不解决，行动就难以真正到位。当前，我们党肩负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任务十分繁重，面临的执政环境异常复杂，“自我革命这根弦必须绷得更紧”。
　　正确把握党的自我革命与党的事业发展的内在关系。新时代实践充分证明，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是我们党百年奋斗凝练的宝贵经验，也是推进事业高质量发展、实现民族复兴伟业的根本政治保障。管好党、治好党，才能兴党强国、成事立业。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是侵蚀党的执政根基、阻碍事业健康发展的顽瘴痼疾。若放任问题滋生蔓延，党的执政能力就会弱化，各项事业发展就会失去根本保障。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正是破除发展阻碍、激活发展动能的关键举措。从本质来看，党的自我革命与党的事业发展是互促共进的良性关系。纵深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有助于不断净化党内政治生态、锤炼过硬干部队伍、严明干事创业纪律，为党和国家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源源不断注入强大正能量。
　　坚决把党的自我革命要求落实到位。每一名党员干部都要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真正把党的自我革命的要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要落实到加强党性修养的自觉行动上。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要把锤炼党性作为终身课题，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不断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要落实到规范权力运行的制度建设上。党的自我革命重在治权。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敬畏权力、管好权力、慎用权力；要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完善“三重一大”决策监督机制，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要结合典型案例查找制度漏洞，扎紧制度笼子，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幸福。要落实到从严监督执纪的具体实践中。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正风肃纪反腐必须持续发力、久久为功。各级党组织要切实履行监督职责，把日常监督做实做细，做到抓早抓小、防微杜渐；要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对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露头就打，对腐败问题零容忍，深入推进风腐同查同治，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落实到扛起管党治党责任的担当作为上。各级党委（党组）要切实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党委（党组）书记要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职责，班子成员要落实“一岗双责”，层层传导压力、级级压实责任，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史教研部。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思想的演进及实践经验研究”（项目号24&ZD021）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