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历史与艺术的双重真实

——评电视剧《重器》的探索与挑战

□马金鞍 王坤渝
　　电视剧《重器》开播后，引发不少热点话题，颇有当年《人民的名义》《觉醒年代》播出时的盛况。中国观众一向对宏大题材的现实主义作品十分热衷，特别是聚焦一定历史时期、刻画历史进程真实肌理的作品，往往能掀起全民级别的观看热潮，经久不衰。
　　但《重器》不同于其他现象级作品。在“讲中国法治奠基的十八年”这一选题下，它既没把镜头对准改革壮举的领头者或决策者，也并非简单地用一城一人命运的起伏，线性地叙述时代变迁。
　　《重器》选择以命运各异、职业不同的五位法学生为主角，借跨越式的时间线讲述故事。笔者认为，其目的在于肩负历史责任感，尽可能客观全面地呈现中国法治建设事业各个阶段及其得失。
　　《重器》为讲好这18年的故事，扎根历史，结合艺术手法进行塑造。本文想讨论的，是它在艺术真实层面的创新探索，以及作为先行者所解决的难题。
　　《重器》的艺术真实在于，把制度演进生动而有代表性地融进具体案件里，案件线与制度线互相严谨印证。对真实案件的大量取材，对1979年到1997年期间案件发展的严谨考究，也是剧组编剧导演一再强调的底线。
　　历史真实不仅能赢得观众信任，更承担着历史责任：对于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一部开先河、有质量的作品，是对正史的再叙述与补充，让此后的观众与创作者多一个讨论或学习的参照。这是艺术作品的历史使命，也是《重器》最重的分量所在。
　　作品要打开局面、形成一种文化现象，离不开艺术真实的塑造。
　　《重器》绝非“猎奇”的哗众取宠之作，也有别于宣传片。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其塑造的艺术真实无疑是优秀的——镜头克制。
　　在《重器》中，创作者整体选择克制与理性，既不过度使用无秩序的情绪渲染，也不过度忽视情节中朴素的是非观。
　　本剧在影视艺术层面需要解决的困难不少：想要清楚交代宏观的政策走向，需要标志性的台词和线索；但若过多占用角色的私人情感空间，则容易出戏，或有喊口号之嫌。这也是同类型作品常见的一大难题。
　　在本剧中，创作团队将标志性事件、阶段形势等信息融进情节予以表现。
　　如“法治进步的代价由谁付出”这种略显抽象的议题，被安排在主角一行人的宿舍辩论中。初代法学大学生的身份，让这样带有学术色彩的思辨并不别扭，反而有助于“同学少年”气质的塑造。
　　在李乡案的法庭质询环节，创作团队把案情的伦理、法理乃至全剧前期的核心思想，借辩护律师之口条理清晰地表述出来，既说清道理，又让观众看得动容并主动思考：历史要求直白确定，艺术要求克制含蓄，要在法治建设这一高度制度化、专业化的题材下兼顾二者，极其考验创作者水平。
　　本剧的艺术真实塑造，为历史真实在市场表现、文化传播层面提供了最好助力——为暑期档中后段，送来一道别开生面、振奋人心的强音。
　　整体而言，本剧是法治剧、年代剧品类的一大进步标志。其对法治建设历史时期与主题的选择，对年代剧手法与法庭剧题材的融合创作，都属优秀；演员的选用与实地取景，也显出制作上的诚意与功力。
　　《重器》的热播再次说明：观众喜爱回顾历史，认可文艺工作者在尊重与还原历史的前提下，重现历史发展的阶段性标志，讲述时代浪潮下的人物命运。
　　《重器》在“讲好中国故事”中讲好“中国法治故事”，取得不俗成绩。还有更多历史时期、更多中国故事的主题正被观众期待，正被优秀创作者挖掘。
　　《重器》在历史与艺术双重真实之间的探索与挑战，将成为后来创作者学习的经验，也是这条创作道路上一个可供参考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