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识途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张旻昉 艾莲

　　被誉为“蜀中五老”之一的马识途，在文学写作和书法创作上都有着不俗造诣。2021年出版的《马识途西南联大甲骨文笔记》，突出显示了他在传统文化方面的深厚底蕴，他创作的许多文学作品也展现出他一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拥护者、倡导者和传播者。

文士修养孕育传承创新之道
　　1915年，马识途出生于四川忠县（现重庆忠县）的书香家庭。幼时在接受简单的新学启蒙后，他进了由宗祠改造的私塾，学习《声律启蒙》《千家诗》《四书》《幼学琼林》和《古文观止》等，同时开始研习书法，哪怕在投身革命洪流后，翰墨之事未尝一日废弛，晚年更以书法为修身养性之道。他的书法作品一方面体现出他的人生信仰、人生态度，另一方面亦显现了他对读书写作的看法和坚持。后来，宗族私塾终被新学取代，但在乡村中学里读孔孟之道仍然是必修课。这些传统经典的学习，为他今后深入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奠定了基础。更重要的是，在这一过程中，马识途感受到祖国文化之悠长，爱国之心与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由此立下丹漆随梦、追随先哲，以报中华的质朴理想。
　　少年时代的私塾教育，也开启了马识途对古诗词的终身热爱。他在十六岁离开四川外出求学时，有感而发作《出峡》：“辞亲负笈出夔关，三峡雄风卷巨澜。此去燕京磨利剑，国仇不报誓不还”。在北京和上海求学时，他对古体诗的热爱越发浓厚，到了西南联大，更是听到了不少大家的讲授。马识途晚年的诗歌创作多以古体诗创作为主，既有“曾梦洪流横大海，亦怀赤帜举云天”的豪迈壮志，也有“霭霭暮云为送信，孤雏但望早还家”的家长里短，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千年传承，展现了古体诗在当代的独特生命力。他身体力行地尝试对古体诗从形式到内容、到主题上的创新，从而实现其传承、创新和发展，使这个传统艺术形式依旧能歌颂新时代、新生活。
　　在西南联大读书期间，马识途系统性地、以做学问的态度审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来为认真践行当时党提出的勤学、勤业、勤交友的“三勤”精神；二来是有浓厚的兴趣，甚至选修了金文（青铜器铭文）课程；加上闻一多、唐兰、罗常培、陈梦家等大家的悉心指导，马识途在西南联大的四年学习，不仅是一段难忘的革命经历，也是一场中西兼修、贯通古今的文化修行。西南联大这段求学时光，虽然比起他百年人生只是浪花一瞬，却留下了深刻记忆。他在专著《马识途西南联大甲骨文笔记》中提到，这“算是对八十年前西南联大诸位大师谆谆教诲所交的一份迟到的作业”。

作品焕发传统文化“烟火气”
　　马识途主张创作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作品。他认为，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都必须继承和发扬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形成自己的新文化。如果视传统文化为糟粕，一味从外国移入文化，就有可能成为外国文化的附庸，甚至转化为殖民地文化。还是那句老话：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因此，他的文学创作非常重视对民间传统的继承与创新。以其代表作《夜谭十记》为例，在形式上可以看到受《十日谈》等西方文艺创作的影响，但内里却具有浓厚的民间传统文化特色，如摆龙门阵式的叙事方法，白描式的人物形象塑造，大量的方言民谚运用等。甚至文中讲故事的主人公们自取雅号“巴陵野老”“山城走卒”“穷通道士”“无是楼主”等，让人物姓名本身即成为承载传统文化意趣与地域民俗风情的独特符号。
　　而在他的另一代表作《清江壮歌》中，则可看到对中国传统章回体小说的继承与创新，分别体现在三个方面。继承上，小说沿用传统章回小说首尾照应的闭环架构，从任远寻女引出对革命峥嵘岁月的回忆，到现实中父女团聚、战友重逢为结尾，复刻了古典小说起承转合、首尾圆融的结构美学；延续通俗化叙事节奏与悬念设置手法，一波三折，层层递进；承袭古典章回小说的语言范式，采用质朴流畅、通俗易懂的白话语言。创新上，将传统善恶大义升华为家国情怀、革命信仰与人民大义；打破脸谱化的人物形象塑造，刻画出兼具信仰高度与人性温度的立体化革命者群像；打破单一按时间发展线性叙事，融入时空交错、虚实结合的叙事手法。这种继承与创新为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民族化、现代化创作提供了重要借鉴，也让传统章回体这一古典文体在革命题材的创作中焕发出全新的时代生命力。
　　除以上两点外，马识途的文艺作品中，还有大量民俗文化风貌的记叙，如茶馆文化、袍哥文化、节庆文化等，满满的民间传统“烟火”。
　　不论是文士的雅致，还是民俗的烟火，都显示出了马识途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观约取与由衷热爱。他将文人风骨寄寓于民俗画卷之中，以老辣通透之笔，写世间百态、民生疾苦，于俗世烟火里透出文士修养，成就了独树一帜的审美风范。（作者均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