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居失智失能，谁替我签字？

四川首家专职社会机构首份意定监护协议生效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蒋君芳 刘佳

　　●什么是意定监护？
　　是指一个成年人在自己意识清醒、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时，通过签订书面协议的方式，提前指定自己未来一旦失能、失智或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的监护人，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专业机构，其效力优先于法定监护。

　　7月1日，成都安诺监护服务中心的首份意定监护协议正式生效。退休20多年的叶先生，忧心自己万一出现失智失能等情况时没有人管，以签署协议的方式，委任安诺监护在其因疾病、意外等原因丧失或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担任其监护人。
　　当前，面对家庭结构之变，传统依靠血缘和婚姻的法定监护模式正面临挑战。“意定监护”制度从法律条文走向了更多人的视野，专业的社会监护服务机构的“土壤”，开始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培育。
　　在成都，今年3月正式运营的安诺监护，是由成都市蜀都公证处捐资设立的民办非企业公益组织，也是全省首家专职社会监护服务机构。近日，记者走进这家机构，探访它如何为“老无所依”者提供一条新的出路。

意定监护需求因何出现？
　　省人大代表肖红梅，是发展意定监护体系的呼吁者。她提到了去年上海46岁独居蒋女士的案例，因无法定监护人、无遗嘱、无继承人，蒋女士的医疗费用垫付、遗体处置及遗产清算陷入僵局，引发社会关注。“蒋女士的案例不会是个案。随着独居群体日益庞大，类似困境只会越来越多。”肖红梅呼吁，建立老年人意定监护实施机制。
　　除了独居人群，“老养残”家庭也是意定监护覆盖的群体之一。安诺监护理事长昌雄飞说，青羊区残联有关负责人来交流时曾透露：青羊区有1.3万名左右的心智障碍儿童，这些儿童的父母离世后，很容易陷入“监护真空”。
　　意定监护需求得到了法律层面的认可：2012年新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首次确立了老年意定监护制度；2017年民法总则施行（后被民法典第三十三条沿袭），将意定监护的适用人群扩大至所有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
　　有了法律正名，意定监护的需求开始释放。“蜀都公证处大概从2022年起逐步介入意定监护协议公证这个领域，去年办理了150多例。这些案例中，大多数是亲友承担了意定监护人的角色。”昌雄飞说。

社会机构为何被需要？
　　现行法律体系下，个人能担任意定监护人角色，为何还要发展社会意定监护服务机构？
　　在肖红梅看来，个人担任监护人，面临的是动辄数年的持续性责任，包括人身照护、医疗签字、财产打理甚至身后事务，这对任何亲友而言都是巨大的情感负担和专业考验，“而社会监护服务机构作为法人主体，有稳定的团队、规范的操作流程和持续的服务能力，还能够避免‘监护人先走、被监护人还在’的尴尬。”
　　昌雄飞说，安诺监护的主要职责是执行授权人的意志，而不是提供具体的看护照顾服务。他提到，对于有意愿选择意定监护的群体，首先做的不是急于签约，而是提醒对方：财产怎么分配、失能后去哪家养老机构、医疗意愿是什么……这些大事都要提前想清楚、定下来。
　　机构如何收费，也是社会关注的一个点。昌雄飞介绍，参照上海一些机构的做法，安诺监护的收费分两个阶段：“在老人有自主行为能力时，我们按月收取一定的服务费，主要提供监测服务，掌握他的生活动态。一旦老人丧失行为能力，进入监护执行阶段，我们会替他执行医疗、照护、财产管理等决定，费用也会相应提升。”
　　为确保服务中的独立性，安诺监护在财务管理上做了“物理隔离”。委托人的全部资产交由蜀都公证处提存保管。安诺监护的角色是“核对者”而非“管钱者”——负责审核每笔服务费用是否合理、是否符合委托人的预先授权，确认无误后，由公证机构将费用划转给对应的养老、医疗等服务机构。

整个行业如何良性发展？
　　才成立几个月的安诺监护目前还处于“贴钱”运转阶段：服务费收入有限，而团队建设、流程打磨、上门服务等成本已经实实在在产生。昌雄飞也坦言，前期成长阶段，安诺监护背靠着蜀都公证处这颗“大树”，“场地是公证处支援的，在成本上能减轻很多压力。”
　　不过，要让整个行业良性发展，光靠一家机构“贴钱”探路、一家公证处“输血”托底，远远不够。在昌雄飞看来，还需要更清晰的政策指引。
　　除了机构自身的生存难题，意定监护在落地中还面临一个制度性堵点，意定监护协议签署后，可能会存在“签而不认”的问题。对此，肖红梅建议，建设全省统一的电子化备案查询平台，确保在当事人丧失行为能力或死亡时，经法定程序，相关机构（如医院、法院）可安全、高效地核验意定监护人或遗嘱执行人身份，破解紧急状态下的“身份确认”难题。
　　破局已经开始。四川正加快推进四川省养老服务条例立法进程，目前已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四川省养老服务条例（草案）》，明确提出探索建立老年人意定监护实施机制和遗产管理人制度。“这说明我们已经迈出了关键一步。”肖红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