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墨作戈 蜀地报魂

——回望党史长河中的四位巴蜀红色报人

《大声》周刊合订本。（图据成都市档案馆）

《人声》报创刊号。（图据成都市档案馆）

　　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7月1日，中国共产党迎来建党105周年。
　　回望党史，巴蜀大地上曾涌现出一群红色报人。风雨如晦的岁月里，他们以笔墨为戈、以报刊为阵地，播撒真理火种。王右木、萧楚女、车耀先、范长江等人，有的依托报刊将马克思主义传入四川，有的挥笔针砭时弊，发出振聋发聩的时代呐喊；有的在白色恐怖中坚守舆论战线，挺身疾呼；有的秉持新闻人的赤诚良知，深入一线记录山河世事，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熠熠生辉的标杆。
　　他们既是执笔报人，亦是革命战士，以文字为利刃，写下一段段可歌可泣的红色往事。《天府周末》特推出专题策划“笔墨作戈 蜀地报魂”，循着红色报人的巴蜀足迹致敬先辈、赓续精神，与读者一同体悟穿越百年不变的报人风骨与信仰力量。

《人声》创刊播撒巴蜀马列火种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余如波

王右木
　　“四川是全国较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展革命活动并建立地方组织的地区之一。五四运动后，王右木在成都组织成立马克思读书会，创办《人声》报率先在巴蜀大地传播真理。”6月29日，《四川日报》刊发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文章《中国共产党在四川105年的主题主线与历史启示》，王右木和他创办的《人声》报，再次进入读者视野。
　　王右木，1887年出生于四川江油，辛亥革命前夕，他考入四川通省师范学堂（四川大学前身之一），后东渡日本留学。留学期间，他接触到社会主义思想，并加入了李大钊领导的留学生爱国组织“神州学会”。
　　四川党史研究专家邓寿明介绍，王右木回国后，决心投身拯救社会的革命行动。他携妻小来到成都，任教于由四川通省师范学堂发展而来的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
　　1920年冬，王右木在成都组建了四川第一个马克思读书会，会员最多时达100多人。该读书会为四川的革命运动培养了大批骨干，更为四川党团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冯兵等人撰文指出，王右木利用学监身份指导学生课外活动，经常教导学生“要研究新的社会科学，从旧的国故中走出来，做中国的新青年”。
　　此时的王右木，思想始终处于活跃状态。他积极鼓励学生大胆接受新思想，正式开启了自己的“播火”历程。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王右木决定以马克思读书会为基础创办一份革命报纸，以便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尽快普及到群众中。1922年2月7日，由他自费创办的《人声》报应运而生。
　　邓寿明称，《人声》报编辑部设在王右木家中，他一人身兼社长、主笔、编辑及内外杂务等职，仅邀约了读书会的少数会员组成精干的校刊和发行工作小组。
　　成都市档案馆珍藏着一份《人声》报创刊号，王右木在头版《本社宣言》中明确了办报的基本方针：“直接以马克思的基本要义解释社会上的一切问题，对现实社会的一切罪恶现象尽力的（地）布露和批评，以促进一般平民的阶级觉悟。”
　　创刊号还刊载了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文章，如王右木的《一年来自治运动之回顾与今后的新生命》《〈红色的新年〉按语》《〈十年后之日本〉按语》，以及袁诗荛的《红色的新年》等。
　　值得注意的是，这份创刊号是作为一则训令的附件得以留存的。
　　成都市档案馆工作人员介绍，1922年2月10日，国民政府成都卫戍总司令部陆军第三军司令部发出一则训令，其中写道：“兹查有《人声》报于公历一九二二年二月七日，登载《红色的新年》一段，语极离奇，自应禁戒。”并附上一份报纸作为“证据”。这份训令同样保存在成都市档案馆。
　　训令里说，《人声》报“嗣后言论务求中正，不得再涉离奇”。但王右木不为所动，继续通过《人声》报宣传马克思主义，直至1922年6月该报被当局停刊。
　　尽管《人声》报出刊时间不足半年，但作为四川地区第一份旗帜鲜明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报刊，它不仅在成都地区广泛发行，还传播到了南充等地。
　　冯兵等表示，《人声》报对四川青年学生产生了很大影响，进而在西南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新蜀报》主笔以笔墨启蒙西南青年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余如波

萧楚女
　　名字中的“楚”字，暗示了萧楚女湖北人的身份。不过，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青年运动领袖，他短暂的一生却两度入川，以报人之姿宣传革命思想，播撒革命火种，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四川的传播。
　　四川党史研究专家宋键介绍，1922年9月，萧楚女应川南师范学校校长恽代英之邀前往任教，后因恽代英被军阀张英撤职并扣留，萧楚女无法在泸州久留，转赴重庆联合中学担任国文教员。在此期间，他还与当地人士创办了以“选士育才”为宗旨的重庆公学，招收各地被迫失学的学生150余人。
　　由于坚持传播革命思想，屡遭打压，萧楚女在多地辗转任教。到重庆不久，他结识了《新蜀报》经理宋南轩。宋南轩对他十分赏识，聘请他兼任《新蜀报》主笔。萧楚女一面承担教学任务，一面为报社做编辑工作。这一时期《新蜀报》的大量社论和时评，都出自他的手笔。
　　四川大学教授蒋晓丽介绍，萧楚女充分利用《新蜀报》这个阵地，发表了一系列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罪行以及封建军阀与帝国主义勾结阴谋的文章，号召民众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割据混战，对四川及全国的革命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就连当时反动派控制的报刊，也不得不赞叹萧楚女的文章“字夹风雷，声成金石”，《新蜀报》的发行量也因此急剧增加。
　　萧楚女的文章对读者有着巨大吸引力，其每日社论不仅内容广泛，而且文笔精彩，鞭辟入里。他还经常根据现实斗争的需要增加和变换栏目，开辟一些针对性、战斗力都很强的专栏。
　　例如，为了引导青年走向革命，他开辟了“社会青年问答”专栏，专门解答青年们提出的有关读书、就业、婚姻、家庭等切身问题，教导青年要透过各种社会现象，认清所处的时代环境。
　　五四运动后，四川广大群众连年坚持抵制日货。宋键介绍，为了进一步提高人民的革命觉悟，萧楚女在《新蜀报》上发表文章指出，仅靠检查和抵制不足以从根本上打倒帝国主义，只有把世界上被压迫、被剥削的民族和人民联合起来革命，才能从根本上消灭帝国主义。他还撰写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实况》等文章，揭露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侵略。
　　在主笔《新蜀报》期间，萧楚女几乎每天都以“楚女”之名发表文章，致使不少人以为他是一位“楚楚动人的女子”，于是纷纷写求爱信寄往《新蜀报》编辑部，干扰了编辑部的正常工作。
　　宋键说，为了避免这种啼笑皆非的尴尬局面，萧楚女只得在报上刊登一则启事：“本报有楚女者，并非楚楚动人之女子，而是身材高大，皮肤黝黑并略有麻子之大汉也。”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标志着国共第一次合作正式形成和大革命高潮的即将到来。同年8月，萧楚女奉命再度入川，担负起我党组织赋予的筹建党在四川地区的领导机构的重要使命。
　　萧楚女领导成立了四川平民学社，并担任该社刊物《爝光》主编，发表了《为应急的公民和学生家属》《美帝国主义戕杀福州学生》《理想的灭落》等文章，矛头直指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
　　1925年5月中旬，重庆卫戍部队司令王陵基以“败坏风俗、煽惑青年”的罪名饬令警察厅封禁《爝光》。萧楚女在党中央的安排下乘船奔赴上海，继续投身于大革命的洪流中。

努力餐里《大声》疾呼显担当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余如波

车耀先
　　在成都市金河路，与人民公园一街之隔，坐落着1931年5月开业的著名餐馆“努力餐”。它的创办者车耀先，是中共川西特委领导人之一，也是民国时期四川成都新闻出版与文化界的著名人物。
　　2009年3月，《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刊载了《车耀先与民国时期四川新闻、文化事业》一文。作者陈晓华在文中介绍，车耀先一生创办和编辑过7种报刊。其中，《改进》系成都市进步宗教团体“中华基督教改进会”的会刊，《语言》为“四川注音符号促进会”的会刊，《大声》则是“成都民族解放先锋队”的机关刊物。车耀先通过这些刊物推行平民教育、宣传反帝爱国思想、为抗日民主鼓与呼，展现出一位进步、革命的文化人和中共地下党员的风貌。
　　1937年初，车耀先在“努力餐”创办《大声》周刊。创刊号以“和平、奋斗、救中国”为主题，具有鲜明的爱国立场，强烈的革命性、进步性和时代特点，是当时四川抗日救亡报刊中出版较早、发行较广、读者众多、影响深远的刊物之一，是四川抗日救亡的重要力量，受到大后方人民的欢迎。
　　在一封信函中，车耀先说明了创办《大声》的原因：“十一月本市即有几个青年办的《活路》旬刊出现。我竭力扶助，期为民众喉舌。殊案未立准即有查封之谣；三期后遂自动停刊……这些热心爱国的青年，既不准他起而行，又不许他坐而言；我们稍有良心血性的人，还能忍视下去么？”于是，他向相关部门呈文，取“大声疾呼唤起民众”之意，登记编行《大声》周刊。
　　四川省档案馆藏有车耀先手稿《大声一年》。几张泛黄的信笺，真实记录了他为创办《大声》周刊，利用社会关系四处筹集资金的经历。车耀先作为《大声》周刊社长和主编，撰写了大量评论和短文，为抗日救亡大声疾呼，积极宣传党的“对内和平，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
　　四川省档案局相关专家介绍，《大声》创办不到3个月，发行就达5000份，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引来当局施压，先后经历3次停刊复刊的艰难历程。
　　车耀先在《大声一年》中写道：“或许声音太大的缘故，惊动了党政军民……劝告，警告，威胁，恐怖自然也有……这与其说《大声》的成功，不如说钳制舆论的失败；与其说《大声》大胆，不如说‘少见多怪’。”
　　1938年8月10日，《大声》周刊被迫停刊。据车耀先的学生张先翥统计，《大声》在一年半内出版61期，其间，车耀先撰写《社声》（社论）40多篇，发刊词、停刊词、短评、杂谈、答读者和其他文章60多篇，约10万字。“不少青年在《大声》的影响下，奔赴抗日前线，投身火热的民族解放斗争。各界读者也以不同形式支援抗日救亡运动。”张先翥说。
　　1939年，车耀先与邓子淳、熊子骏、余中英等人发起成立“中苏文化协会成都市分会”并任副会长，同时负责《中国与苏联》杂志编辑工作。其中，除了苏联相关内容，也有专论世界局势和中国问题的文章。
　　“纵观车耀先所创办和编辑的进步刊物，或是文字改革、平民教育的鼓吹者，或是反帝爱国、救亡图存运动的喉舌，或是二者兼而有之。”陈晓华说，车耀先作为一个进步的革命的文化人，在四川新闻史尤其是成都报刊史上留下了不朽的一笔。

战旅笺书记录红色中国真章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田珊

范长江
　　“这个社会正需要无数有操守的记者代表人民的利益而奋斗。”“新闻，就是广大群众欲知、应知而未知的重要的事实。”走进位于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田家镇的范长江生平事迹陈列馆序厅，一面如黑色油墨浸透纸页般的文化墙上，镌刻着范长江新闻作品中的精彩摘句。
　　这位新闻巨子，用一生践行“新闻一定是事实，事实一定是透明”的职业信条，诠释了“手无寸铁兵百万，力举千钧纸一张”的新闻担当。
　　回望他的一生，可以从他创造的3个“第一”讲起：他是第一位如实、客观、公正报道红军长征的国统区记者，第一位揭示西安事变真相的记者，也是第一位走进“红都”延安采访的国统区记者。这3个“第一”，彰显了一名红色报人不畏艰险、行走求真、冲破封锁、坚守真理的铮铮风骨。
　　西北行，率先报道长征真相。
　　1935年7月，26岁的范长江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身份，从成都出发，历时10个月、行程数千公里考察西北。在国民党严密封锁红军消息的背景下，他沿途搜集素材，在通讯中客观记录红军长征行踪，有力戳破了“红军即将被消灭”的虚假宣传。这些通讯后来结集出版，即为著名的《中国的西北角》。
　　西安行，勇闯危城披露事变真相。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正在绥远采访的范长江闻讯后匆匆赶赴西安，冒险潜入城中。他在杨虎城公馆见到周恩来，随后奋笔疾书，写下《动荡中之西北大局》，以亲历见闻驳斥“共产党操纵事变”的谣言，将和平解决真相公之于众，成为首位揭示西安事变真相的记者。
　　陕北行，窑洞夜话传递红色火种。
　　1937年2月，范长江抵达延安，成为第一个进入“红都”采访的国统区记者。当晚，毛泽东与他促膝长谈，从中国革命的性质到国共合作的前途，再到民族的出路，解决了范长江多年的思想困惑。他随即写下《陕北之行》等通讯，把中共抗日主张传递到大后方，感召无数青年奔赴延安。
　　3个“第一”，不仅确立了范长江在中国新闻史上的坐标地位，更彰显了红色报人的鲜明品格。
　　1947年3月，为粉碎国民党军队的重点进攻，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毛泽东率中央纵队转战陕北，指挥全国各战场的作战。时任新华社副总编辑的范长江，率领“四大队”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收、发、编、印中央需要的各种新闻信息。
　　在转战期间，“党中央、毛主席还在陕北”“刘邓大军渡过黄河进军中原”等重大消息，以及《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人民解放军大举反攻》等重要社论，都是由“四大队”发往新华社太行总社，再播向全国、全世界的，极大振奋了军心民心，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
　　今天，当我们回望这位“新闻巨子”，他留下的不仅是经典作品，更是一份历久弥新的职业信仰。长江韬奋奖作为中国新闻工作者的最高荣誉之一，正是对这份红色新闻职业担当的最好传承。它跨越岁月长河，始终激励着一代代新闻工作者步履不停、勇毅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