耗时5年译出100多年前的城市“百科全书”英文版

《成都通览》藏着多少历史秘密？

傅崇矩《成都通览》插图。

成都大慈寺内，市民在茶馆闲适饮茶，身后飞檐古建与远处春熙路IFS 摩天楼宇遥遥相对，千年传统市井烟火与现代都市繁华相拥，勾勒出成都古今相融的独特城市风貌。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华小峰 摄

王亦歌和新出炉的英文版《成都通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成都兴隆湖畔的成都科创生态岛上一座形似盛开莲花的科幻建筑群，在夕阳下熠熠生辉。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向雨 摄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吴晓铃
　　1909年，简阳学者傅崇矩撰写了近70万字的《成都通览》。这部在中国近代史上少见的民间编纂地方志，涵盖方言饮食、市井百戏等180多类内容，为晚清时期的成都打造了一部城市“百科全书”。
　　117年后，近日，由成都大学高端外籍专家王亦歌耗时5年翻译的英文版《成都通览》，在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约240万字的大型译著，将引导海外读者把目光从成都的大熊猫、火锅，转移到这座城市100多年前的文化脉络，通过了解老成都，进而读懂天府文化的包容与烟火气。
　　在王亦歌看来，傅崇矩撰写《成都通览》的价值，并非仅仅局限于一部成都“百科全书”。“作者始终怀有显著的现实关怀与未来意识，不断思索成都应呈现何种面貌。这种对地方社会如何融入现代世界的现代性焦虑，在当下不断巨变的时代，显得尤为珍贵。”

为何翻译此书？ 在傅崇矩身上看到鲁迅的影子
　　《成都通览》这部书，即便对很多成都人而言，也有些陌生。这部100多年前的书作虽然因内容广度空前、细节鲜活真实，被学界誉为巴蜀文化的“活化石”，但其影响力，也只局限在中国尤其是四川的学术界而已。将一部100多年前的方志类书籍译为英文，到底有无必要？
　　2022年，王亦歌接到翻译《成都通览》的课题。他清醒地认识到，弄清楚翻译的必要性，关乎这部译著日后的质量。
　　作为一个从小在杭州长大，且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大学孔子学院担任外方院长多年的学者，王亦歌此前对《成都通览》并无了解。但他一直认为，“只要能理解的内容，就一定能够翻译出来”，便一头扎进书里。
　　书中记录的180多类信息包罗万象，那些方言俗语、江湖语言，即便对当下的成都人也有些陌生，阅读起来颇为“生硬”。但当王亦歌一边查阅背景资料，一边以研究的心态将全书通读了一遍后，他认为这本古籍“值得翻译”。
　　“在我眼里，100多年前的傅崇矩和鲁迅颇为相似。他们都曾留学过日本，都受到了日本明治维新后新思潮的影响。鲁迅最终弃医从文，以笔为武器。相比之下，同样为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感到焦虑的傅崇矩，选择做一个社会改良家和实践者，办报纸、发行彩票、设计黄包车。正是在这种现代性焦虑的背景下，傅崇矩写下了《成都通览》。”
　　王亦歌认为，这种焦虑贯穿《成都通览》全书。“长期以来，学界对《成都通览》的探讨，大多聚焦于其史料价值。作为一部成书于1909年左右的方志类图书，它确实对研究晚清成都的社会结构、行业形态、市井生活等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但仅仅将其视为一部保存老成都资料的百科全书，其实不足以揭示这部作品的真正历史价值。”
　　王亦歌介绍，傅崇矩在书里不断提出要禁止和杜绝哪些弊病，要改革和提倡哪些新思想和新制度，始终带有鲜明的现实关怀与未来意识。“例如，在介绍100多年前的成都商业现状时，他直接批评‘成都商业不发达，商人无学……不知何以为公司’。在记录‘成都人之性情积习’时，指出‘国运之盛衰，关乎风俗之厚薄’，随后罗列成都社会种种积习，并在文末明确表示‘记者希其改良之’。”
　　不仅观察成都社会，傅崇矩还身体力行。“例如，在看到外国传教士太太们的天生足以后，他自掏腰包印刷了10万传单，呼吁妇女不要缠小脚。他还不断追问：成都应当变成什么样？地方社会应如何适应新的时代结构？一位地方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转型初期，对于城市公共生活与社会结构变化的持续思考，才是这本书最值得被重新认识之处。”

有哪些新发现？ “胎神”竟然真的是一个神
　　翻译地方志，注定困难重重。在此过程中，王亦歌不仅要处理晚清白话与半文言交织的复杂语言结构，还需持续校对当时的行业制度与地方语境等，尤其是书中大量的价目、分类体系与行业术语，其难度堪比一项跨越语言与文化结构的“城市文明整理工程”。不仅如此，傅崇矩对药方、方言等的抄写以及典故的引用，也存在错漏之处，都需一一校正。
　　5年时光匆匆而过，当240万字的英译本完成，王亦歌才发觉自己满头黑发已变得两鬓斑白。
　　语境的变迁，是王亦歌翻译工作面临的首要挑战。在100多年的时间里，不仅人事更迭，许多词语的含义也发生了变化。
　　翻开《成都通览》，“土药总行”让王亦歌起初误以为是中草药商行；“东门暖厂”，他以为是建在东门的暖气厂。随着研究的深入，他才发现，它们分别指的是有政府许可的鸦片总店和东门的老年贫民救济所。“‘倾销帮’，并非现代搞批发或清仓的地方，而是银子提纯的商铺。土特产中的漏水，指的是黑糖蜜。”
　　尤其是中草药的翻译，让王亦歌颇费周折。由于中医药方书写者字迹常常潦草或使用别字，“如‘自薇根’，因作者当年抄错或药行用了白字，对应如今正确的中草药，实际是‘紫薇根’。全书需要花费大量精力仔细考证和甄别的地方，数不胜数。”
　　但这个探索过程，也有不少有趣发现。
　　“胎神”，竟然真的是一个神。王亦歌介绍，《成都通览》记录了当时老成都的诸多迷信名目。在其中一个章节里，尽是“立枕头叫魂”“甲子日占磨门”等一系列包含时间和方位的句子，令人费解。经过反复推测，他推断这应该是老成都人当时每天必须留意“胎神”所在的时间和方位，以防冲撞。
　　“如今的‘胎神’，在成都方言中是骂人词汇。但在100多年前，‘胎神’却是被人每日供奉、处处躲避、得罪不起的存在。当时的成都人认为，每个胎儿都有一位‘胎神’相伴。‘胎神’每日依据天干地支，在家中游走。一旦触犯‘胎神’，轻则胎不安，重则化胎、堕胎，甚至生下残疾孩子。所以，家中妇女一旦怀孕，全家人便立刻小心翼翼，天天查看黄历。”
　　这并非单纯的迷信。王亦歌说，在西医传入四川前，晚清时期川渝地区胎儿的夭折率高达三分之一。“当时的人们无法掌控命运，便只能为命运安排一位神明，‘胎神’便应运而生。它解释了一切无法解释的夭折与不幸。这种信仰并非川渝地区独有。直至今日，中国台湾地区仍有‘胎神’之说。”
　　当代人和朋友聚会吃大餐是常事，100多年前的成都早已有此习俗。只是当时的大餐并非豪华中餐，而是特指西餐。
　　王亦歌说，《成都通览》“成都之官派”一章中曾有“用大餐”的表述。关于“大餐”之名，《清稗类钞》记载：“国人食西式之饭，曰西餐，一曰大餐……”“傅崇矩在书中未解释‘大餐’为何物，显然当时‘大餐’作为西餐之名已被人们熟知。”
　　有趣的是，100多年前的成都人已开始养宠物狗。王亦歌在《成都通览》中发现，1904—1910年的成都，养宠物狗已要求必须办狗证。到警局办狗证，一张一个银元。若不办，宠物伤人则罚款一个银元，并将狗直接抓走。这与当下不少城市的宠物管理条例颇为相似。

有啥历史密码？ 折射晚清社会发生的深刻变化
　　5年的翻译，王亦歌一边用英文重现他眼里的晚清成都“清明上河图”，也一边破译着《成都通览》留下的诸多历史密码。
　　王亦歌此前长期定居美国，他留意到前几年美国旧金山为解决民众随意便溺问题，专门研发了一款软件，公众可对粪便所在地点拍照定位并上传，方便环卫部门清理。“软件一经推出，受到民众广泛追捧，因为大家早已对满地‘地雷’忍无可忍。没想到被定位的‘宝贝’太多，系统超载，最终该软件仅上线11天就宣布下架。”
　　王亦歌发现，《成都通览》记录晚清成都，就已要求人们牵驴马过街时必须携带竹筐，牲畜粪便必须铲走，否则就要罚款。“两者对比，就会觉得十分有趣。一个是100多年前封建王朝统治下西南城市的城市治理已有改革迹象，一个是世界发达国家如今仍面临环境治理难题。”
　　现在的成都人喜爱啃兔头，那么，成都人究竟何时开始吃卤兔头的？是不是有兔子时就开始了？
　　王亦歌发现并非如此。“傅崇矩在书中专门提到吃兔肉的行为是20世纪初从汉川传来，逐渐在成都盛行。汉川在湖北，也就是说，这个习惯可能是‘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时带来的。再加上当时辣椒已经普及，川人慢慢摸索出麻辣兔子甚至现在的麻辣兔头这道特色菜。”
　　在成都的街巷中，槐树街、槐树店等名字并不少见，但成都锦江区的国槐街，表明国槐和现在的槐树有所不同。“现在四五月份开花的槐树，是原华西协合大学教授葛维汉1920年前后带到宜宾的，试种成功后，才逐渐在成都和重庆推广。因其生命力强、花还能食用，渐渐地，老百姓口中的这种洋槐便取代了国槐。”
　　在《成都通览》中，傅崇矩还记录了1908—1909年期间，所有进出成都的外国人名字，其中包括英国植物学家威尔逊。
　　王亦歌介绍，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方列强逐渐将目光投向中国内陆，尤其对民族、地理、矿产以及动植物资源兴趣浓厚。威尔逊正是在此背景下，深入四川和湖北采集大量珍稀植物，极大丰富了西方园艺界的物种资源。
　　《成都通览》显示，威尔逊当年入川时记录之名为威理森，共有3次出入记录。另一个记录为马克呢的英籍武员，是在美国哈佛受训的飞禽猎人。王亦歌查阅清朝外交照会资料得知，此人要求到成都猎捕1000只珍稀鸟类运回美国制作标本，照会不仅批准，还允许他携带枪支以及6000发子弹入境……
　　“时隔100多年以后将《成都通览》翻译成英文，为海外读者提供了解晚清社会巨变的窗口，是我作为一名当代学者的使命和荣幸。”王亦歌说，英译版的出炉，能帮助人们洞察成都发展成如今模样的内在脉络。正如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汉学家何谷理（Robert E. Hegel）所言：“《成都通览》所呈现的，不仅是成都一城，更折射出清朝晚期整个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