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蓑烟雨任平生

——评话剧《苏东坡》展现的坚韧与旷达

□肖仁丽
　　四川人民艺术剧院编排的话剧《苏东坡》，生动呈现了苏轼从44岁至64岁期间多次被贬，人生之路坎坷波折的经历。这部话剧没有刻意渲染苏轼作为才子的传奇故事，也未过多着墨复杂的政治斗争情节，而是着力刻画了一个普通人的形象，展现他在命运的一次次打击下，如何坚守本心，最终在苦难中实现自我突围、超越自我，彰显出坚韧与旷达的品质。

身处绝境的挺立与坚韧
　　话剧以乌台诗案开篇，直接切入苏轼44岁时那段灰暗的人生时刻。囚车、冷椅，官员严厉的弹劾与苏轼悲愤的辩解，构成了强烈的冲突。苏轼委屈、不甘，对家国怀着赤诚之心，却对无常的命运感到迷茫。
　　这段剧情中，最动人之处在于苏轼真实的脆弱与不甘屈服的坚韧。狱卒大声呵斥，同僚落井下石，尽管身处绝境，他始终不肯低头，既不认罪也不妥协，坚决坚守文人应有的尊严与底线。
　　话剧没有将他塑造成英雄形象，而是展现了坚韧的起始点，即人在绝境中，不崩溃、不沉沦，也不放弃自我。这份“不肯低头”的骨气，为后来的黄州突围奠定了基础。
　　苏轼幸运逃过一劫后，被贬至黄州，这成为他人生首次“触底反弹”。舞台上，原本朝堂的华丽景象被朴素的田园替代，田地、桌子、农具，暖色灯光透露出勃勃生机。这出戏没有美化苦难，而是呈现出他当时的窘迫状况。
　　这出戏着重刻画苏轼如何在困境中重新站起。他耕种、研究美食、与农夫结交，给自己取号“东坡居士”，在烟火气中寻回生活的力量。
　　苏轼的坚韧，并非单纯的“不怕苦”，而是在苦难中寻找乐趣，在困境中坚守自我。即便身处低谷，也始终对生活饱含热爱。

屡贬不移志的旷达与坚守
　　苏轼在黄州展现出的乐观豁达，本质上是自我精神突围的具体体现。而在惠州和儋州时期呈现出的淡定从容，是其坚韧品质不断深化与升华的过程。他从踏上自我突围之路，逐步迈向“心怀天下、造福百姓”的担当境界。
　　话剧呈现的惠州，相较于黄州更为偏远，条件也更为艰苦。苏轼晚年，在政治上彻底边缘化，身体欠佳，亲友离散，心爱的侍妾也在此地因病离世。换作常人，恐怕早已崩溃，然而苏轼却写下“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诗句。
　　话剧没有将他的乐观描绘成“没心没肺”，而是展现出他看透诸多苦难后的通透与从容：他能接受命运的不公，却不被命运击败，始终心系百姓疾苦。
　　在惠州，苏轼坚守文人的责任，捐钱修桥、引水灌田、教化百姓，将贬谪之地变成“心安之所”。舞台上没有展现宏大政绩，只有他教百姓识字、为孩童治病的细碎温暖。他把苦难过成诗意，把逆境活成风景，这份坚韧与旷达已超越个人悲喜，升华为“此心安处是吾乡”的生命智慧。
　　在儋州篇章中，62岁的苏轼被贬至海南岛，那里无肉可食、无药可医，几乎是九死一生。话剧用荒草、孤灯、冷寂光影，将绝境氛围拉满。
　　苏轼没有抱怨、颓废，他搭建茅舍、开垦荒地，开办学堂。白发苍苍的他，在油灯下教书、在海边与乡民谈笑，即便生病也坚持著书，用“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将流放变成生命体验，也诠释了坚韧是在一次次打击中磨炼而成的。

写意舞台与鲜活表演
　　话剧《苏东坡》的艺术魅力在于，以简洁写意的舞台形式，承载厚重的内涵，使坚韧并非仅仅停留于口号，而是成为可通过视觉感受、凭借感知体验、借助情感共鸣的舞台形象。
　　话剧在舞台设计上运用宋代舞台美学的写意风格，舍弃繁杂的舞台布景，借助可开合的透光幕布、动态的山水画面、能实现冷暖交替的灯光，完成场景与情绪的转换。
　　乌台诗案呈现冷色压抑之感，黄州躬耕展现暖色从容之态，儋州透着灰白苍凉之色，如此场景与人物心境的融合，呼应了“人生境遇变化无常，然而坚韧的本心始终不变”这一主题。川剧帮腔、说书人串场、四川方言的加入，增添了生活气息，使坚韧与旷达更贴近当代观众。
　　演员李东昌并未将苏轼演绎成高高在上的文豪，而是塑造了一个充满烟火气且饱尝痛苦的普通人形象。从乌台诗案的悲愤，到黄州时的疲惫，再到惠州的通透心境、儋州的坚定意志，每一种情绪都被精准刻画。
　　话剧《苏东坡》是写给当代人的精神启示录，它不造神，只刻画一个普通人在命运重击下的坚韧。苏轼用贬谪生涯诠释：坚韧不是天生强大，而是历经苦难依然站立；不是无所畏惧，而是心怀恐惧依然前行。这份从苦难中生长的坚韧与旷达，依然是照亮我们当下生活的光芒。
　　（作者单位：四川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