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修昔底德陷阱”探寻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沈予加
　　5月1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时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地缘政治格局，如何准确评估两国关系的走向，科学回答“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直接关系到当前双边关系的稳定。立足这一背景，深入剖析“修昔底德陷阱”的内涵，厘清当前中美关系的基本格局，对探寻构建中美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与时代价值。

“修昔底德陷阱”的学理局限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术语源于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其中常被引为经典表述的是“使得战争无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日益壮大的力量，还有这种力量在斯巴达造成的恐惧”。而真正让这个概念名噪一时的是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所著的《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在书中，他以雅典与斯巴达战争为历史引证，系统梳理近500年间16个崛起国与守成国的竞争案例，归纳出12例以战争终结、4例实现和平共存的历史规律，提出每当一个新兴大国在实力上开始接近甚至可能赶超现存的老牌大国时，双方在实力此消彼长的过程中极易陷入全面对抗。
　　然而，“修昔底德陷阱”并不是国际政治发展的必然规律，而是一个有着明显局限性的历史假说。一方面，该假说根植于西方“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和资本主义国家对外扩张的历史经验。这实际上是西方历史上通过殖民掠夺、划分势力范围来实现崛起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套用，其底层逻辑依然是“你输我赢”的零和思维。这种视角将西方特有的扩张历史等同于全人类的通用规律，完全忽视了不同文明形态和发展路径的多样性。另一方面，即便按照该概念的提出者艾利森自己的统计，在16个崛起国与守成国的竞争案例中，依然有4个案例通过沟通协调与战略克制成功避免了直接战争，这本身就证明了大国必战并不是不可违逆的历史铁律，因此，解构这一陷阱是理性探讨中美关系和大国关系的前提。

当前中美关系的基本格局
　　中国式现代化规模宏大、影响深远，推动中国成为人类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关键力量。2025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超140万亿元，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占全球的六分之一左右。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我国制造业增加值自2010年首次超过美国以来，连续多年居全球首位，当前占全世界比重接近30%，成为全球工业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客观来看，我国在高端前沿科技、基础研究与原始创新领域，同美国仍存在阶段性差距，但在新能源全产业链等一些实体经济领域，已有超越。综合国力与发展态势的深刻变化，塑造了当前中美两国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既定格局。
　　战略认知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必须扣好的“第一粒纽扣”，也是影响两国关系走向的首要因素。中国始终坚持和平发展，认为大国之间的良性竞争是推动共同发展、完善全球治理的正向动力，始终致力于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而美国则是完全不同的战略思想。从历史演进看，西方霸权维护既得利益的方式虽然不断演变，从早期的领土扩张、殖民掠夺，到中期掌控全球生产体系与贸易通道，再到当代依托金融资本、科技垄断、文化输出等手段实现深度控制，但其利己、排他的内核从未改变。美国延续了这一逻辑，在其历史经验和战略文化中，国强必霸与势力范围的争夺往往被视为一种必然。当面对中国崛起、推进现代化的客观事实时，美国习惯于用自身的历史经验和扩张逻辑来揣度中国的战略意图，从而产生深重的战略焦虑。
　　这种战略焦虑的深层根源，本质上是美国的“帝国叙事”与中国的“和合文化”的分歧。由历史记忆和文化偏见引发的战略焦虑是中美关系必须逾越的障碍。在西方叙事中，历史上强大的中国常被描述为“华夏帝国”，但“帝国”本质上是西方概念，从罗马帝国靠军力扩张疆土，到大英帝国依靠海洋霸权掠夺殖民地，再到美国依托金融霸权、技术垄断和文化输出来维系全球霸权，往往呈现外向征服型逻辑。而中华文明自古秉持“和而不同”“天下大同”的核心理念，历代发展始终以内部凝聚、文化融通、民生安定、疆域一统为追求，而非对外霸权扩张，迥异于西方帝国的对外霸权逻辑。

中美关系新定位的中国智慧
　　“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中美之间存在利益、意识形态与文化的显著差异，若一味追求理念趋同、利益同质化与秩序单一化，非但无法凝聚发展合力，更难以惠及全人类共同福祉。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符合中美和全人类的利益。
　　习近平主席从四个维度深刻阐释“建设性战略稳定”的核心要义，即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
　　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锚定双边关系的发展导向。中美究竟是伙伴还是对手，这是管总的方向性问题。作为世界前两名的经济体，中美的合作早已突破单纯经贸往来的范畴，已然形成彼此经济发展、赋能全球格局的深度结构性互补，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是历史与现实反复证明的铁律。双方应确立以合作为主的战略认知，立足共同发展需求深挖合作潜力，携手对接全球发展议题，为两国发展与世界经济平稳运行注入持久动能。
　　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划定大国竞争的清晰边界。在全球化与工业化进程中，中美各自面临发展挑战，两国存在竞争在所难免，但竞争绝非对立对抗，更不能演变为零和博弈与阵营对峙。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的背景下，两国应严守竞争底线、恪守交往原则，在合理范围内展开比拼，以规则约束竞争行为，以理性管控博弈态势，推动大国竞争始终走在有序可控的道路上。
　　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守住双边关系的政治红线。中美国情不同，有分歧很正常，关键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将分歧置于可控范围之内。世间万物本就各不相同，不必强求整齐划一，允许事物保有自身特质，尊重彼此不同立场与道路。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是双边关系的政治基础，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是中方的4条红线。这些是中美关系最重要的防护栏和安全网。
　　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是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长远目标。大国关系的稳定离不开社会民意基础的支撑。中美双方应当采取切实举措，减少阻碍两国民间往来的限制性因素，鼓励学术界、青年群体、地方政府以及企业之间开展多层次、常态化的交流。通过持续的社会交往与文化沟通，将包容共生的理念转化为两国民众的共同认知，为双边关系的稳定发展夯实民意基础。
　　只要中美两国能够以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指引，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就能够超越历史上的冲突模式，构建符合时代要求的大国相处范式。
　　（作者系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四川大学—成都市“一带一路”教育协同创新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