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人物看巴蜀文化特质

□孙尚勇
　　金沙遗址、三星堆遗址、宝墩古城遗址等文化遗址的相继发现，充分证明在满天星斗的多元格局中，作为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巴蜀文化同样灿烂夺目，散发着神奇的光彩。巴蜀以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温润宜居的气候条件、沃野千里的自然资源和天然生成的人文情怀，为中华文明从多元迈向一统和绵延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守正开拓是巴蜀文化的鲜明品格，司马相如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代表者。司马相如早年好读书，学击剑。起初，他在长安做汉景帝的侍从官，陪伴汉景帝骑马打猎，护卫其安全。因为汉景帝不好辞赋，司马相如告病客游梁国。在热爱文化的汉景帝胞弟梁孝王处，司马相如与早有盛名的枚乘、邹阳、庄忌等人游处，进一步提升了文学创作修养，写出了《子虚赋》。由于母亲窦太后的宠爱和平定七国叛乱的大功，梁孝王希望成为中央汉廷的继承人。此举遭到汉景帝尤其是爰盎等朝臣的激烈反对，梁孝王郁郁而终。梁孝王死后，司马相如回到成都，娶卓文君。等到汉武帝即位，迫切需要提升汉朝文化建设，司马相如迎来了平生最大的机遇。他创作了《上林赋》等不朽巨制，推进开发西南，宣扬汉朝一统。其文家家有之，为促进汉朝继承西周典型，开创新型礼乐政治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此后，司马相如不求闻达，安于创作，临终之前写下了《封禅文》。数年之后，汉武帝祭后土、封泰山，正式宣告汉文化治定功成的伟大成就。汉武帝的文治武功，武功主要由卫青、霍去病等完成，文治上司马相如厥功至伟。
　　无论在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文学艺术各领域，巴蜀儿女都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创造精神。郭沫若、巴金、叶伯和、吴芳吉等人对新文学、新诗的推动，众所周知。川菜流行于世界各地，甚至出现海派川菜等新概念。巴蜀大地毗邻江河源头，自古以来临水而居。秦蜀郡守李冰修建都江堰，造福巴蜀大地，反映了中华民族顺应自然且自强不息的优秀品质。像李冰这样造福一方者，巴蜀代不乏人，如文翁、诸葛亮等人入蜀之后，都曾致力于水利建设。
　　历史上涌现出一大批北越秦岭或东出夔门的巴蜀文士，以及跋涉蜀道或沿江西上的外地文士，前者如陈子昂、李白等，后者如诸葛亮、杜甫等，他们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是巴蜀文化开放包容气度最为集中的体现。公元759年冬，杜甫“辛苦赴蜀门”，由陇入蜀，经剑阁、德阳鹿头山等地到成都，写下了“曾城填华屋，季冬树木苍。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的成都初印象。直至768年出峡东下，杜甫在巴蜀地区度过了人生较为安逸的一段时光。其间，他游历巴蜀多地，留下众多杰作。在1400多首杜诗中，以在蜀地创作的数量最多、质量也最高。虽经历史淘洗，直到今天，巴蜀大地仍然保留了不少与他有关的遗迹。而这些遗迹也正是杜甫精神1000多年感召力的体现。冯至在《杜甫传》中写道：“人们提到杜甫时，尽可以忽略了杜甫的生地和死地，却总忘不了成都的草堂。”成都杜甫草堂是诗圣文化感召力的代表，成为历代瞻仰杜甫的圣地。杜甫极大地提升了巴蜀文化，巴蜀文化更以开放包容的气度，成就了诗史和诗圣。
　　就个体层面而言，陈子昂和苏轼是巴蜀文化自由担当风骨较为突出的代表者。陈子昂18岁开始读书，举进士之后，得到武则天召见。他提了许多内政外交和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等方面的重要建议，常常有一般人不敢说的“切直”之言。宋祁等人撰《新唐书》，称赞“子昂所论著，当世以为法”。这不仅仅体现了陈子昂的政治能力和政治见识，更彰显了他作为新一代文学家相对于世俗权力的独立人格。陈子昂超越了一己，超越了家族，此种胸怀天下的文化担当，给唐代作家和后来的中国文人树立了典范。正是在这一点上，韩愈对陈子昂极为推崇，称“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苏轼的弟子黄庭坚认为自己的老师平生最大的缺点是，总要抑制不住地发表个人的各种见解。无疑，苏轼象征了巴蜀文化独特的自由气质，不苟私利，畅所欲言。由于他不带个人成见，以真理为真理，垂暮之年被流放岭南。后来，他写下了“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的不朽诗句。苏轼以巴蜀人与生俱来的担当精神，流放惠州、儋州期间，致力于改善民生，推进教育，为岭南区域开发和文化发展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
　　历史上南北分裂和中原动荡之时，巴蜀地区都担当了传承中华文化基因的重任。抗战时期，北京、上海、济南等地许多高校和研究机构迁川，在这里延续了现代中国的文脉。这些都体现了巴蜀地区深刻的文化担当风骨。
　　（作者系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