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旅行文学的多维画卷:

    脚步丈量世界,文字沉淀思考





  • “远方译丛”主编、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罗新(右)在从北京徒步前往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的路上。 受访者供图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余如波

      4月1日至3日,四川多地将正式开启春假。春假激发了学生群体的出行热情,省内不少景区推出师生免票游优惠政策,研学旅行也成为热点。人们向往“诗与远方”,也常说“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而将这两者结合起来的旅行文学,近年来在国内收获了不少拥趸。一批优秀的中文写作者行走于世界各地,带回对异国他乡历史、社会、文化的深度思考;与此同时,一大批各国旅行文学作品被译介给汉语读者,形成了“远方译丛”“远行译丛”等图书出版品牌。
      美国旅行文学作家保罗·索鲁“对‘别处’的重要性笃信不疑”,他认为,想出门旅行是人类的天性:不愿只待在同一个地方,渴望满足好奇心或纾解恐惧,换换生活环境,做个异乡人,结交新朋友,体验异域景观,在未知中冒险……
      “最热情的旅行者,往往也是热衷阅读和写作的人。”保罗·索鲁如此说道。阅读旅行文学与旅行本身一样,都给人带来了许多不被设计、没有目的的“偶遇”,让人在一个被精心建构的文字世界中深度遨游,感受更多不期而遇的惊喜。

    文化串联
    旅行文学渐受青睐
      3月18日,微信公众号“旅行书单”发布推文《迷失墨西哥|一位18岁少年的疯狂间隔年》,介绍英国探险家、旅行作家休·汤姆森的《龙舌兰油:迷失墨西哥》一书。该书讲述了作者18岁和48岁时,相隔整整30年的两段墨西哥之旅。
      “对于大多数循规蹈矩的普通人而言,从文学作品中窥见一些逃离规训的尝试,是一个重要的压力释放出口。”公众号主理人晴晏在推文中写道。
      2025年6月19日,晴晏将打理了十余年的个人微信公众号,正式更名为“旅行书单”。“我曾经尝试过很多事,目前坚持下来的只有读书和跑步。我觉得将自己的爱好系统化、产品化,是有效维持爱好的好方法。”
      之所以将目光投向旅行文学,主要在于晴晏近几年的工作,涉及越来越多旅行内容,她的阅读也有一部分是为工作提供辅助。“‘旅行’完全可以将我感兴趣的社会文化、城市地理、跨越边界等话题囊括其中。”她并没有只聚焦常规意义上的旅行文学,而是希望以旅行为主线,串联起诸多与人类文明和文化相关的内容。
      《龙舌兰油:迷失墨西哥》一书,被收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远方译丛”。该译丛已翻译出版近20部作品,其主编、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罗新,也是旅行和旅行文学的“发烧友”。
      罗新的主要研究领域,是魏晋南北朝史和中国民族史,不过出于个人兴趣,他很早就开始阅读国内外的游记作品。2014年冬天,罗新第一次从英文书评中,发现travel literature(旅行文学)是一个具有现代意味的独立写作门类。
      多年的旅行经历、阅读体验和学术思考,让罗新逐渐萌生了动笔的念头。2016年夏天,他从北京健德门出发,沿着元代皇帝南来北往的辇路,用15天徒步走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途中的见闻、感悟,被写成《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一书。“我,作为一个以研究中国历史为职业的人,真了解我所研究的中国吗?我一再地问自己。”腰封上,这段文字十分醒目。
      《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并非个例,近年来,旅行文学渐受青睐,优秀作品接连出版或再版。国内的佼佼者,包括刘子超的《失落的卫星:深入中亚大陆的旅程》和《血与蜜之地:穿越巴尔干的旅程》,杨潇的《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班卓的《陌生的阿富汗:一个女人的独行漫记》等,书写对象涵盖中外。
      国外优秀旅行文学作品的译介工作,同样紧锣密鼓。
      2019年,商务印书馆开始筹划“远方译丛”,邀请罗新担任主编并作序推荐,精选翻译历史旅行文学佳作。罗新希望引导国内的年轻人把旅行写作作为一个努力方向,推动中国的旅行文学创作,让更多有意义的原创旅行文学作品面世。两年后,“远方译丛”首批5部作品正式出版,随后以平均每年3—4种的速度更新。
      “远方译丛”中,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教师范文豪翻译了两部作品:《龙舌兰油:迷失墨西哥》,以及美国作家马克·亚当斯的《到马丘比丘右转:一步一步重新发现失落之城》。“这两本书涉及大量的墨西哥和秘鲁历史、文化内容,我的学术背景和在拉美的实地访学交流经验,让出版团队觉得我可能是合适人选。”

    深度探寻
    带着工作出发进行深度调研与采风
      旅行文学方兴未艾,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步调趋同。
      “21世纪以来,中国已成为全世界重要的旅行国家,自然而然就会有人愿意读跟旅行目的地有关的作品,写一些跟自己的旅行经历有关的文字,或者纯粹出于好奇,对自己并不一定去过的那些地方的旅行写作感兴趣。”罗新认为,正因如此,旅行文学在国内日益成为“时尚”,阅读、写作和出版都逐渐形成了一定规模。
      范文豪专攻拉丁美洲史和美国-拉美关系,他在拉美旅行时发现,无论在最北端的墨西哥,还是最南端的火地岛,几乎每天都会碰到三三两两的中国游客,尽管从中国到拉美,“山海阻隔,费用相对昂贵,深度游的语言门槛也高”。
      在范文豪看来,在一定程度上,旅行文学满足了人们对远方的人和他们生活的好奇心,乃至成为一种“替代性远行”。“旅行文学成了护照、签证的‘平替’,它让我们在不能自由抵达远方的时候,依然能保持与世界的连接。”
      即使对拥有在地经验的专业人士,旅行文学也能提供“增量信息”。“我自己在墨西哥旅行时,主要目标还是博物馆和古城、古迹,只是个目的明确的参观者。”范文豪说,《龙舌兰油:迷失墨西哥》作者休·汤姆森,则以18岁少年的迷茫、热血,以及在路上遇到的善意和危险,填充了学术论文里读不到的“日常史诗”。
      越来越多人走出国门,写下大量文字乃至出版相关书籍。不过,在很多业内人士看来,旅行并不同于旅游,旅行文学也不能和游记直接画等号。
      西湖大学教授张德明出版了《从岛国到帝国:近现代英国旅行文学研究》《旅行文学十讲》等著作,他表示,现代英语中的travel(旅行)一词,源于中古法语travaillier,意为劳作或从事辛苦的体力和脑力活动。“可见,在古代西方人心目中,旅行不是现代人以为的休闲,而是一种充满逆境、困难和不安的严肃的活动。”
      范文豪作了进一步阐述:“在我看来,游客是在消费风景,而旅行者是和风景对话,甚至是被风景改变的人。”他表示,游客追求的是确定性和舒适感,希望一切按“行程单”进行,要的是“打卡”的完成度,而旅行者拥抱不确定性。
      与之对应的旅行文学,并非一本旅游的流水账,它与游记不同,是一种有意识的旅行写作。“不是有了一次旅行,所以写一本书,而是说为了写一本书,来做一次寻常或不寻常的旅行。”罗新说,作者往往抱着写作目的出门旅行,过程中有意识地进行观察记录;旅行结束后,审慎考虑和选择写作的重点,而非面面俱到。
      “普通人出门旅游是为了放松、休息和娱乐,旅行作家却是带着工作去旅行的。两者的目的不同,行动和结果自然就有天壤之别。”晴晏说,后者往往选择一个感兴趣的“研究对象”,进行长时间的深度调研与采风。他们的行程缓慢深入,如人类学家一般追求“参与观察”,收集素材、挖掘故事,深入理解当地社会人文。相比风景、美食、玩乐体验,旅行作家通常更注重社会结构、文化肌理、历史脉络等深度内容。

    现实观照
    把观察到的问题交给读者
      今年1月1日,晴晏通过“旅行书单”微信公众号,整理发布了自己的“2025年度之书”,包括波兰作家雷沙德·卡普希钦斯基的3部旅行文学作品,以及《夜航西飞》《阿拉伯之沙》《旷野人生》《在中国大地上》等同类型著作。
      “如果今年只能推荐一位作者,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雷沙德·卡普希钦斯基。”晴晏说,他报道了27次革命和政变,在非洲、拉美、苏联工作了大半辈子,但其作品从不是冰冷的新闻报道,而是充满诗意、隐喻和哲思的文学创作。
      晴晏注意到,中外优秀旅行文学作家中,不少人拥有新闻媒体或人类学背景。前者善于挖掘、追问、讲故事,后者“参与观察”“以小见大”,使得他们的写作具备优秀旅行文学作品所需的特质:超越表面,提供深度的文化洞察;有清晰的作者在场感;个人叙事与更大语境的平衡;独特的角度;适当的文学性。
      换言之,一部优秀的旅行文学作品,不应只提供“诗与远方”式的情绪价值。范文豪说,当经济社会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人们对旅行的需求就会从“我去过那里”升级为“我想深度理解那里”,去看懂目的地的厚重历史或奇绝风物。
      “一部优秀的旅行文学作品,必须有根。”范文豪说,它不是轻飘的浮萍,必须扎根于扎实的实地体验,乃至“田野调查”和“历史考据”。
      他举例道,为了写作《到马丘比丘右转:一步一步重新发现失落之城》一书,马克·亚当斯查阅了耶鲁大学馆藏档案,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只有这种硬核的准备,才能支撑起写作时的游刃有余。”范文豪表示,旅行文学不仅仅是讲“我看到了什么”,还要告诉读者“我看到的这些东西,在历史长河里处于什么位置”。
      作家杨潇的《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一书,也有类似的考量。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南下湖南组成长沙临时大学。第二年2月,临大师生分三路再迁云南,其中由近300名男生和11位教授及助教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历时68天,徒步1600公里,最终抵达昆明,与另两路师生会合组成西南联合大学,成为中国现代教育史、文化史上的传奇。
      对于西南联合大学,人们耳熟能详,但对于传奇起点之一“湘黔滇旅行团”则不然。“这所学校是如何在战乱中点滴成形的?迢迢长路,他们又是如何抵达昆明的?”杨潇说,每个人都对“路”有自己的记忆和情感,而全面抗战第一年正是中国人的“寻路之年”;与地理意义的公路同样重要的,还有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之路。
      他于2018年4月开启的“重走”,动力因此而来。问题意识往往结合了时代关切。“那种纯粹描写自然风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新一代的写作者和读者,都处在一个全球性的环境之下。”罗新认为,现代意义上的旅行作家一定要关注社会现实,并且把观察到的、反思的问题交给读者。
      由此,旅行文学才能避免对远方的简化、浪漫化或者非理性的批评。
      “在关注远方的人、远方的事物的时候,一方面指出那个地方很不一样,另一方面又指出那个地方很一样,人们都是一样的善良,文化都是一样的可亲可近。”罗新说,这样我们才能意识到,那些说不同语言、穿不同的服装、信仰不同宗教的人,在人性上跟我们是相通的,“这对我们每个人开阔自己的心胸有巨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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