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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习近平总书记的巴蜀文化足迹中
汲取治国理政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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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充满感情,对巴蜀文化熟稔于心。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2021年7月1日鲜明提出“两个结合”重大论断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来川视察,先后走进三苏祠、翠云廊、三星堆、都江堰,提出“要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思维”“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好”等重要要求,明确四川文化遗产的独特地位。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江文化的核心支脉、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枢纽,巴蜀文化蕴含的治世哲学、制度传承、文明根脉和治理方法,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具象,也是“两个结合”的鲜活载体。深入挖掘习近平总书记巴蜀文化足迹中所体现的治国理政智慧,不仅能夯实“四个自信”的思想根基,更能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提供深厚的文化滋养与科学的方法论指导。
□荣凌
悉心体悟三苏祠蕴含的治世哲学,汲取治国理政的思想智慧
三苏祠的“一滴水”涵养着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传递出民为邦本、务实惠民的执政理念与坚韧不拔、担当有为的精神品格,蕴含着契合中国式现代化的治世哲学与从政智慧
2022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眉山三苏祠,细致了解“三苏”生平、主要文学成就和家训家风,从“一门三杰”文脉赓续中揭示深刻内涵:“一滴水可以见太阳,一个三苏祠可以看出我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我们说要坚定文化自信,中国有‘三苏’,这就是一个重要例证。”他叮嘱要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思维。习近平总书记的三苏祠之行,既是对中华文脉的追根溯源,也是对新时代文化自信与治国理政之道的深邃阐释。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引用“三苏”的诗词文赋,尤其推崇苏轼“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的名言,彰显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洞察与治国理政风险意识的鲜明强调。媒体以“常提儒家名言、苏轼名句最多”来概括习近平总书记用典特点。
比如,谈及全面从严治党,习近平总书记引用“治其本,朝令而夕从;救其末,百世不改也”,告诫不从政治上认识问题、解决问题,就会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局面;引用“天下之患,莫大于不知其然而然”,强调坚持自我革命精神,关键要有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引用“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等语句,告诫党员干部对功名利禄要知足,对物质享受和个人待遇要知止,以清廉养浩然正气。谈及制度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引用“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并阐释了这句话的意思,“向最难之处攻坚,追求最远大的目标”,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谈及立德树人,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引用“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以苏轼虽一生坎坷、屡遭贬谪却始终为民谋利的人生实践为注解,诠释其自强不息的精神品格,激励青年奋斗。谈到中美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近1000年前,中国宋代文学家苏轼说过:“来而不可失者,时也;蹈而不可失者,机也。”发展中美关系要顺时应势、与时俱进。这深刻诠释“为国不可以生事,亦不可以畏事”的政治智慧,展现出中国外交深谋远虑的政治判断和中华文化从容自信的治世精神。
文化自信并非抽象概念,而是根植于具体可感的文化遗存、思想成果与精神传承之中,有着坚实的物质载体和丰富的理念内核。三苏祠作为“三苏”文化的发祥地和核心象征,正是这份文化自信的具象化表达。三苏祠的“一滴水”涵养着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传递出民为邦本、务实惠民的执政理念与坚韧不拔、担当有为的精神品格,蕴含着契合中国式现代化的治世哲学与从政智慧。这份跨越千年的文脉智慧,经过“两创”深深融入新时代党的执政实践,通过理论阐释、干部教育、实践转化等路径变成党员干部治国理政的思想自觉与行动自觉,既为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提供文化滋养,也为干事创业、攻坚克难注入精神底气,成为坚定文化自信、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精神源泉。
全面把握翠云廊蕴含的典章传承,汲取治国理政的制度智慧
翠云廊千年护柏实践的制度演进逻辑,与正确政绩观的要求高度契合:践行“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执政境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初心;锤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执政作风
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沿翠云廊古道步行察看千年古柏长势,详细询问历史上植柏护柏情况。他指出,这片全世界最大的人工古柏林,之所以能够延续得这么久、保护得这么好,得益于明代开始颁布实行“官民相禁剪伐”“交树交印”等制度,一直沿袭至今、相习成风,更得益于当地百姓世代共同守护。临行前,习近平总书记嘱咐要把古树名木保护好,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好。习近平总书记的翠云廊之行,既是对千年生态遗产的深情凝望,也是对传统治理制度的深度探寻,更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维度为新时代治国理政提供了深刻启示。
翠云廊的植树护林制度源流深远,积淀了厚重的制度智慧。秦代“三丈而树”政令开启官道植柏传统,将其纳入国家治理范畴,是古人敬畏自然、以制守林的治理实践。明代剑州知州李璧在补植数十万株柏树后,颁布“官民相禁剪伐”禁令,首创“交树交印”制度,将护林成效与官员考核直接挂钩,实现权责对等、以责固林的制度创新。此后数百年,制度持续完善,清代悬挂“官”字木牌警示、实施编号计数,民国时期形成“登记造册、县长交接”的明确规程,一套覆盖植、护、交、责的制度体系逐步成型。
新中国成立后,这一制度传统在法治化轨道上深化。1950年,剑阁县政府发出《严禁放火烧山及砍伐川陕公路剑阁段古柏》的通令,其后省级政府多次明令禁止砍伐,古柏群得到较为系统的保护,彰显了制度的刚性力量。此后,地方立法、设立保护区、成立专职管护机构等举措接连落地,《四川省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蜀道翠云廊古柏保护离任交接“交树交印”制度》等法规制度出台。党的十八大以来,已完成县级交接3次、乡镇级交接20余次,实现从“交数”到“交责”的本质跨越,护柏制度内化为代代传承的文化基因与行动自觉。这份“一代接着一代干”的坚守,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反复倡导的要保持历史耐心,有“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是治国理政不可或缺的精神底色。
翠云廊千年护柏实践的制度演进逻辑,与正确政绩观的要求高度契合,清晰传导出其核心要义:一是践行“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执政境界,通过制度刚性将短期任职与长期责任紧密绑定,打破干部“任期思维”的局限,把古柏保护这一关乎长远的“潜绩”作为必须扛起的政治责任。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初心,翠云廊护柏制度始终以保障群众利益、守护共享财富为导向,印证“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核心追求。三是锤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执政作风,每次制度迭代都立足实际,针对性解决乱砍滥伐、管护粗放等问题,不搞形式主义、不做表面文章,彰显正确政绩观重实效、求实效的特质。
近日,剑门蜀道(翠云廊)成功荣获全球可持续“地球家园”范例奖,成为全国首个入选样本,为全球遗产保护提供了“中国方案”。如今,翠云廊遗存古树20973株,其中古柏20391株,树龄最长的达2300年,剑阁境内151公里廊道绿意盎然。这片“有生命的文物”,见证了治理主体从单一官方主导到官民协同共治、治理手段从柔性规约到刚性法治结合、治理范围从局部路段到全廊道统筹的历史跨越,呈现出中华文化以制固基、以制兴邦的制度智慧:虽生于一域、规于一事,却将地方性治理实践有机融入国家治理体系,展现出制度传承与创新的持久生命力。
精心守护三星堆蕴含的文化根脉,汲取治国理政的文明智慧
在新时代的治国理政实践中,既要在根本问题上保持定力、固本培元,又要在时代进程中勇于开拓、推陈出新,更要以锲而不舍的韧劲脚踏实地、久久为功
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三星堆博物馆新馆,参观展陈,了解三星堆遗址发掘历程和古蜀文明成果。他指出,三星堆遗址考古成果在世界上是叫得响的,展现了四千多年前的文明成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相互影响等提供了更为有力的考古实证。习近平总书记的三星堆之行,从文明探源的视角揭示出治国理政所必须根植的文明根基和历史纵深。
从考古实证来看,三星堆既以青铜神树、纵目面具等独特创造彰显地域文化的绚烂多姿,又通过玉琮、牙璋等礼器呈现出与中原文明深度交融的历史轨迹,呈现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生态图景,为我们把握中华文明主体性与包容性辩证关系,提供了极具说服力的考古支撑。这种“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的精神特质,契合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的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中华文明的主体性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依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三星堆所蕴含的文明智慧,对新时代推进文化交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在全球化背景下,治国理政必须始终植根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深厚土壤,坚定不移推进“第二个结合”,深刻理解和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成果,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
从传承实践来看,三星堆运用3D打印复刻器物、AI复原文物形态、VR再现考古现场,依托国产光谱仪让千年文物重焕新生,通过海外巡展让神秘古蜀文明走向世界,在古今对话与世界交流中搭建起一架文明互鉴的桥梁。这种守正不保守、创新不失本的传承路径,蕴含汲古润今、薪火相传的深刻智慧,不仅让古老文明焕发时代新生,更是对“旧邦新命”的生动诠释。其传统与现代有机衔接的实践探索,印证了只有在坚守文化核心价值的基础上融入时代元素、创新表达形式,才能让古老文明永葆生机的道理。这一实践为治国理政中处理好传承与创新的辩证关系提供了范本。
从发掘历程来看,三星堆由1934年的“锄头发掘”演进为集科技赋能、多学科融合、国际交流互鉴于一体的系统性考古工程,数代学者翻山越岭、青灯黄卷,皓首穷经、接续探索,才逐步揭开古蜀文明神秘面纱。近年来,百余名文物保护修复工作者发扬工匠精神,对数千件文物进行精细化修复;古蜀文明保护传承二期工程持续开展,国家专项支持与地方协同推进的保护体系日趋完善。三星堆近百年的发掘和保护历程,贯穿了系统思维和协同治理的科学逻辑,体现了国家治理中战略定力与策略活力的有机统一,是“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治理理念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具体实践。
这种蕴含于文明探源中的思想方法,为我们在变局中把握规律、在发展中统筹长远提供了深刻启示:在新时代的治国理政实践中,既要在根本问题上保持定力、固本培元,又要在时代进程中勇于开拓、推陈出新,更要以锲而不舍的韧劲脚踏实地、久久为功,于守正创新之中夯实治国理政的价值根基。
深刻体会都江堰蕴含的治理方法,汲取治国理政的实践智慧
新征程上,我们要深刻汲取都江堰的实践智慧,将实事求是、系统思维、民本理念、生态自觉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以科学方法破解发展难题,以深厚情怀增进民生福祉
2025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都江堰,与外国元首临水品茗、纵论天下,向其介绍都江堰的历史和意义,指出都江堰水利工程“修建过程充分反映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不畏艰难、勇于开拓的精神”,“每次来到都江堰都能感受到先人因地制宜、顺势而为、天人合一、治水利民的伟大,从中汲取到治国理政的智慧”。习近平总书记的都江堰之行,既是一场以水为媒的文明对话,也是一次对传统治理文化的方法论解码,从文明传承、民生为本的多重维度,为新时代治国理政、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方法指引。
作为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最早的成功实践之一,都江堰水利工程“深淘滩、低作堰”六字诀,搭配“遇湾截角、逢正抽心”的八字格言,不仅是治理岷江的精准方法论,更凝结着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东方治理哲学:
从因地制宜的实践逻辑来看,李冰父子摒弃“堵水拦洪”的对抗性思维,精准把握岷江出山口西北高、东南低的地形特征和水脉水势,采用无坝引水思路,让工程与自然地貌深度契合,实现水资源的自流调配。这种尊重地域禀赋、贴合实际条件的治理思路,正是实事求是思想方法在古代治理实践中的生动体现。
从顺势而为的治理逻辑来看,鱼嘴分水堤、飞沙堰溢洪道、宝瓶引水口三大主体工程协同发力,构成闭环系统。这套无须人为强制干预的自动调控体系,将桀骜不驯的岷江化为润泽千里的生命之源,生动诠释了顺应自然、利用自然的治理真谛,为新时代统筹发展和安全、尊重客观规律推进各项事业提供了历史借鉴。
从天人合一的哲学内核来看,都江堰水利工程未对自然地貌进行颠覆性改造,而是以巧夺天工的设计融入山水之间,既解水患、保灌溉,又维持了区域生态平衡,形成“人水和谐”的良性循环。这一理念深刻昭示着,治国理政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各方面全过程。
从治水利民的价值追求来看,都江堰的千年传承是民本思想的鲜活实践。建成以来,成都平原从水患频发之地蜕变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如今,作为全国第一大灌区的都江堰灌区,年有效引水106亿立方米,灌溉面积达1164.7万亩,惠及3000万人口,为保障粮食安全与生态安全,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贯穿古今的“岁修”制度见证着传统智慧与现代治理的一脉相承、迭代升华。古代以“卧铁”为标尺精准清淤,筑牢工程存续根基。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不断维护和修整,都江堰的灌溉面积不断扩大。进入新时代,数字孪生系统的引入让都江堰“岁修”迈入“智水”的新阶段。2024年7月,岷江出现近十年最大洪峰,借助数字孪生系统精准预演与调度,都江堰再现四六分水、自然分流奇观,生动诠释出中华文明历久弥新的时代生命力。
都江堰蕴含的治国理政智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治理理念相融共生的生动缩影。其中,因地制宜是实践根基,顺势而为是科学方法,天人合一是生态哲学,治水利民是价值核心。这些跨越千年的智慧,已深度融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治国理政的有力思想源泉。新征程上,我们要深刻汲取都江堰的实践智慧,将实事求是、系统思维、民本理念、生态自觉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以科学方法破解发展难题,以深厚情怀增进民生福祉,让传统智慧在新时代焕发出更为璀璨的光芒。
习近平总书记为巴蜀文化的时代价值作出了最深刻、最精准的定位:从中汲取治国理政的智慧。巴山蜀水孕育的巴蜀文化有文脉赓续的担当、敢为人先的胆识、家国情怀的传承、开放包容的胸襟,这些鲜明特质与习近平文化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理论品格高度契合,是深刻理解中华文明、读懂长江文化的重要窗口,也是践行“两个结合”、筑牢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关键钥匙。四川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是名副其实的文化遗产资源大省,在担当新的文化使命的征程上,要沿着习近平总书记的巴蜀文化足迹,从中汲取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实践新高地、担当服务党和国家全局的战略使命、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长期执政能力的力量,推动巴蜀文化从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千年巴风蜀韵在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中展现万千气象。
(作者系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中心四川省协同研究基地学术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