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新时代山乡巨变的巴蜀样本

——评陈霁长篇报告文学《羌山之门》

□孔明玉
　　陈霁的长篇报告文学《羌山之门》，以北川石椅村数十年来发生的历史巨变为描述对象，重点书写自“5·12”汶川特大地震以来，整个村庄如何忍受生命与精神的创痛，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进行灾后重建，又是如何在新时代背景下，充分利用资源优势攻坚克难、振兴乡村的故事。
　　本书不仅还原了半个多世纪以来，村民们通过坚韧不拔的品质、辛勤努力的奋进和聪明才智的施展，把“山中的家”变成“山水间的家”的历史真实，还展现出羌汉民众在日常生活中水乳交融的关系和民族团结的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讲，《羌山之门》是一部兼容人民奋斗历史、时代精神内涵与文学质地、艺术范式的纪实文学作品。
　　作为一部以纪实性为主的报告文学，理当是新闻真实与文学真实的融合。如何实现两者之间的融合，不单纯是创作观念、审美意识问题，更关系到作者采用怎样的叙事方式和艺术技巧。
　　仅从叙事方式的维度看，它既关涉叙事的重点，也涉及叙事的节奏。就常态的叙事模式而论，一般是采用以写人为主、叙事为辅的策略。这种叙事策略，将人物形象的塑造作为重点，通过对人物情感、内心的细致描写，对人物行为、语言的艺术表达，对人物思想、灵魂的深层发掘，旨在凸显人物的独特蕴涵及其价值。
　　本书正是如此。首先采用的是平凡人叙事模式，将叙事重点置于一群世世代代在山上刨食的村民身上，通过对这群人生活与生产、情感与内心历程的回叙，描写他们的日常琐碎和心中的理想，展现不平凡的精神品质，凸显创造的奇迹，从而达成由个人群像描摹到族群精神凸显、由家庭发展变迁映衬时代前进缩影的艺术表达。
　　聚焦石椅村历任村支书，极力展现其作为领头人的形象内涵和特殊意义，是这部作品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体现出的第一个特点。
　　在历任村支书中，邵再贵可谓是一位勇担大任的领头人。他先是致力于发展特色经济——在野生枇杷的基础上嫁接龙泉驿的优良枇杷，然后大搞农家乐经济，奠定后来石椅村产业的基本格局。更为重要的是，邵再贵痛下决心，欲在悬崖绝壁上凿出一条公路，以打通山内与山外间的阻隔，彻底拔掉石椅村的“穷根”。这位悬崖上的“当代愚公”，凭着一股子不服输的精神，克服了缺资金、缺技术、缺设备、缺后勤保障等重重困境，带领村民们一干就是3年，打通了险峻的大岩路，让汽车开进了石椅村。
　　关注羌族文化名人，充分展示其在羌族文化传承、弘扬、创新过程中作出的贡献，是这部作品在人物形象方面体现出的第二个特点。
　　母广元统领石椅羌寨的整个文化活动，通过震撼的进寨仪式、敬酒仪式和夜间的篝火晚会，将原生态的山歌、口弦、羌笛、羌歌、羌舞、羌食等民俗文化一一展现出来。县民间艺术团团长、羌年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杨华武除尽力展示传统羌族文化元素外，还谋划在县城建一座博物馆，以陈列富于历史价值的羌族器物和唢呐、锣鼓、羌笛、口弦、羌绣等非遗物品，让人们能充分体验原生态的羌族生活。王安莲不仅传授唱羌歌、跳羌舞、吹口弦等传统技艺，还让村民在日常劳作的间隙，或是忙完工作的夜晚，主动参与文化表演和文化传承，以此建构出一幅活态意义的羌族文化图景。
　　无论是对石椅村个体生命的深切关注，还是对其整个生命群体的深层聚焦，都无法绕开汶川特大地震。这既是石椅村人共同经历的巨大灾难，也是其几代人刻骨铭心的集体记忆。书中细节的重现，是众多幸存者回忆和口述的结果，显示出口述价值和史料意义。
　　如果一味描写那段痛彻心扉的往事，会在无形中增加人们内里的伤感和悲怆，也并非这部作品所要达到的目的。因而，作者将叙事的重点置于石椅村人的现实存在和未来发展上。一方面极力描绘他们强忍着内心创痛，积极参与震后的家园重建，大力开展农业生产的恢复；另一方面用更为真实、铺陈的笔力，深度展现他们在面向未来发展历程中的努力与奋进精神。
　　其中，既有对乡村实施的重大改革举措，又有对产业结构富有力度的调整；既有对他地优良果树的主动引进，又有对乡村农家乐发展的升级改造；既有对羌族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也有羌族现代文明的开掘和创新。不仅展现出石椅村人强大的生命活力和创造精神，也折射了当代中国乡村正在迈向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新图景。
　　从文本学角度进行考查，这部作品最显著的特点是具有浓郁的四川韵味。
　　首先，以石椅村为聚焦对象，通过对人物与故事、事件与情节、场面与环境、社会与现实的描写，反映村子70多年来的巨大变化，深层揭示带来这种巨大变化的根由，展现出独特的地方色彩。其次，无论是对叙事、描写词语的选取，还是对抒情、议论语言的采用，都掺入大量方言或土语，表现出鲜明的四川特色。
　　综合上述特点而论，这部报告文学不仅是对四川山乡巨变历史的书写，也是对有着四川韵味的文学样本的呈现。
　　（《羌山之门》，陈霁著，四川文艺出版社，2025年5月；孔明玉系绵阳师范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