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 岭 雪

用散文打开沱江流域的时空

——序唐俊高散文集《走过》

□蒋蓝
　　作家唐俊高在散文集新作《走过》中说，自己从乡下丘陵进入资阳城后，一直在努力与这座城市增进感情，达成和解。他的和解，采用了一种典型的文人方式——研究和书写。研究资阳城的历史，书写资阳城的过去和现在。
　　或许是误打误撞，又或许是有意为之，唐俊高的这部作品成为当代四川较为罕见的沱江叙事之作。
　　在我们的文学地理中，沱江流域是容易被忽视的书写对象，“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澧，过九江，至于东陵；东迤北，会于汇；东为中江，入于海。”
　　沱江得名较晚，这是比之于古蜀时期就存在的岷江、大渡河、青衣江等流域。它流经简阳、资阳、资中、内江、自贡而至泸州小市而汇入长江。
　　江水流经金堂，古代称为金堂江，以下又称中江。过了金堂峡，进入汉代叫做牛鞞县的简阳，所以江名又称牛水或牛鞞江，唐代那里又称雁水或雁江。江流入资阳、资中县境，古代又有资江之名。资中东南江畔有唐明渡，相传为唐明皇带着杨贵妃在安史之乱中逃亡摆渡的地方，所以这段江流又称珠江。
　　沱江行走在川南的丘陵红壤之间，一路经过的地区，尽管人口稠密，但千年以来罕有文人予以系统记录描绘。我们很少在文人笔下看到有关沱江的描述，直到周克芹的出现。
　　周克芹在作品中实现了对沱江流域农村社会场景的再现。周克芹体质敏感、感觉敏锐，他把丰富多变的沱江农村生活落纸成文，从形式到内容都深刻反映社会变革时代农村的脉搏。通过农民、农村生活中的平凡小事，描绘了人物的各种命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细微变化，写出了人物在时代发展中的思想与行为的转变。
　　乡村人物命运是他着墨最多、用力最大的所在。他笔下的“农村新人”，不再是老派农民，而是被这片土地赋予了特殊精气神的人，这是他作品人物形象塑造的重点之一。这类新人主要既有普通农民，还有乡村基层干部。无论是哪一种类型，他们都热爱农村，扎根农村，希望用自己的双手建设新农村，改变农村落后、贫穷、愚昧的生活面貌与状况。而这样的人物，举止言谈里深深打下了沱江流域的特殊印记。
　　但对周克芹来说，文学地理空间的建立，是小说的背景和脚注，属闲笔。唐俊高对资阳和沱江流域的书写，正好接续了周克芹的沱江叙事。如果大胆一点，我们不妨宣称，唐俊高的沱江散文叙事，是在前辈周克芹的基础上，对沱江流域的一次散文化的深耕细作。
　　唐俊高笔下的沱江，既是沧桑历史和清代移民生活的见证者，也是沱江流域风俗的参与者。如沱江一线的甘蔗，早在唐宋年间就是蜀地甘蔗的主要产地。以甘蔗为原料的制糖业始于南宋，扩于明代，盛于清。300多年前，在“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浪潮中，一曾姓家族将优质的福建甘蔗品种带到内江种植成功。这一切都在江流的默默注视之下生长、流变。江边的人与事来来去去，习惯了大江的存在却也忽略了它的委屈，但江流一直都陪伴着周遭那个活色生香的烟火人间。
　　围绕沱江，从风俗民情到自然风物，从人文环境到地形气候，唐俊高在《走过》中几乎都涉及了。这部文集以“足”字为分辑的命名，指涉了它的精神内核，即行走。
　　从他的祖上自康熙年间入蜀，到他的母亲从乡下进城，这个来到蜀地已有300多年的家族，一直沿着沱江流域行走在大地上，就算偶有偏离，兜兜转转过后又总会命中注定般回到这片流域。
　　祖上携带的文化基因，种在了1965年“落草人间”的唐俊高身上。对沱江与生俱来的亲切自不必多言，以至于在这个看上去江湖气十足的莽汉身上，对沱江的描述流露出的却是细腻的抒情笔法。这跟他的气质和狮子头一般的外形，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唐俊高与沱江之间，血脉相连到能感知江的每一丝纹动。只有深情如斯，才能看到每一丝纹动中蕴含的自由而决绝的灵魂。但这里我要指出的是，当情绪过于充沛、饱满的时候，抒情容易进入一种表达上的“暴力输出”，其表现出来的形式就是，排比过多，抒情过于浓烈，叙事的节奏被情绪所累，耽搁了行进中的脚步，变得有些步履蹒跚，不够流畅。如果能在情绪抒发上稍作克制，这部文集的质量会像吃甘蔗，越来越甜。
　　这部关于行走的文集，记录的是沱江流域的风俗史。虽然不能指望其轰动文坛，但它以散文打开沱江空间，必然会从中涌现出更多的、人们已然陌生的事体。也许，唐俊高启示了一种深意——学术界认为，文学地理包括作家籍贯地理、生活地理、作品描写地理、传播地理4个层序时，要特别关注地理之于文学的价值内化作用。也就是说，有两种地理，一是作为空间形态的实体地理，一是由文学家主体的审美观照后所积淀、升华的精神性地理。
　　唐俊高笔下的沱江流域，明显具有后者的内涵，是一种经过作者审美观照后形成的文学性、精神性的地理空间，填补了沱江流域在文学书写中的空白，具有文学和现实的双重意义。
　　沱江不语，静水深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