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三有”

　　●避免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于周期性经济危机带来的社会财富的毁灭、有比资本主义更有效率的经济制度的体系、有比资本主义更强大的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平正义是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的有机统一

□辛向阳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必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更好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可以从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的角度来理解，也可以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规律的角度来理解。从特殊规律的角度来看，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该包含有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经济效率、有超越资本主义形式公平的市场正义、有超越资本主义物质主义膨胀的向善伦理价值“三有”。

有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经济效率
　　有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经济效率。这个效率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避免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于周期性经济危机带来的社会财富的毁灭。资本主义第一次经济危机发生在1825年，到今年就是整整200年。在这200年中，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毁灭的社会财富不计其数，比过去一切时代都要多都要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效地避免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带来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它要用量的不断积累实现质的不断飞跃，从而实现社会财富的积累与发展，而不是毁灭与破坏。从长周期看，这种对社会财富毁灭的有效避免就是一种高效率。
　　第二，有比资本主义更有效率的经济制度的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效率来自制度，来自法治。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一种所有制结构合理且相互促进的制度，各种所有制之间能够产生合成的有机化学反应，公有制经济能够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同样非公有制经济能够促进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这是一个生态良好的所有制“大森林”。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强调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是一种能够把各种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分配方式统一在一起的制度，既能够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又能够促进公平的实现，既可以做大蛋糕，又能够分好蛋糕。另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还会产生出各种提高效率的具体制度，像新型举国体制，使中国的科技进步不断跃升。
　　第三，有比资本主义更强大的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市场经济是一种强大的能够改造社会的力量。市场经济不断发展，会产生出各种各样的交易行为，也会发展出巨大的市场主体。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性导致其不受大众的控制，只是受资本力量的控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资本力量主导的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主义”就是画龙点睛中的“睛”。有比资本主义更强大的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力上，中国共产党通过全面从严治党和自我革命，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刀刃向内、刮骨疗毒，“不私，而天下自公”；体现在依法治国的法治建设能力上，驾驭市场经济靠法治体系的建设，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都有助于实现对市场经济自发力量的规范引导；体现在政府制定规则的能力上，政府能够及时发现资本的不规范行为，通过政策制定加以约束，从而发挥出其积极作用；体现在人民群众的监督能力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人民群众发挥主体作用的市场经济，人民群众既是市场经济舞台上的主角，也是市场经济行为的监督者。

有超越资本主义形式公平的市场正义
　　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不是要实现少数人的发财致富梦，而是要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就包含着公平、正义的要求。这种市场经济的公平正义是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的有机统一，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第一，每一个人都是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发展的受益者，不是受损害者。“帕累托改进”不仅体现在市场经济建立初期，而且体现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全周期全过程。“帕累托改进”就是指一项政策能够至少有利于一个人，而不会对任何其他人造成损害。有的西方学者认为，“帕累托改进”一般只出现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一旦经济起飞或者在市场经济成熟时期，这一改进就难以存在。其实，这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这种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其历史进程中所损害的就是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正义性恰恰体现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发展、完善以及成熟的全过程，都能够实现“帕累托改进”，因为这种市场经济体制不仅是发展生产力的体制，而且是推动生产关系发展的体制。如果仅仅是一种发展生产力的手段，市场很容易就会造成贫富差距短时间内的急剧扩大，但是我们的市场经济又是一种发展生产关系的力量，其形成的生产关系能够防止两极分化的出现。
　　第二，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够实现结果的公平，也就是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955年，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提出所谓的库兹涅茨倒U字形曲线假说，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开始的时候，尤其是在国民人均收入从最低上升到中等水平时，收入分配状况先趋于恶化，继而随着经济发展逐步改善，最后达到比较公平的收入分配状况，呈颠倒过来的U的形状。在库兹涅茨看来，这一假说似乎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无关乎其他因素。实际上这一假说的实现是有制度条件的，不是任何社会制度都能实现收入的平等化，都能让这一假说变成现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一些发达国家工业化搞了几百年，但由于社会制度原因，到现在共同富裕问题仍未解决，贫富悬殊问题反而越来越严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发展的市场经济，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我们的国体和政体，以及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都要求市场经济构建起实现共同富裕的体制机制。
　　第三，能够最大程度地畅通社会流动性，避免社会固化。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注社会阶层固化问题，多次就这个问题发表讲话。2021年8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指出，要防止社会阶层固化，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避免“内卷”、“躺平”。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2月7日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上明确指出，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曾接近发达国家的门槛，却掉进了“中等收入陷阱”，长期陷于停滞状态，甚至严重倒退，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解决好两极分化、阶层固化等问题。怎么解决这一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加快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破除阶层固化的体制机制障碍，畅通社会上升通道”。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实现与上升通道的畅通，需要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从多个方面能够破除阶层固化的体制机制障碍：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而可以使各种行业、地域和身份的有才华的人们在市场中大显身手，破除地域、行业、身份歧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各种人才，既有高端的技术人才，也有基础性的服务行业人才，大量人才的涌现和交往互动为社会流动性提供动力源。

有超越资本主义物质主义膨胀的向善伦理价值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导致物质主义膨胀，带来极端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等，导致社会的伦理道德不断物欲主义化。资本的逻辑和市场交换原则主导资本主义社会，这种逻辑不仅仅体现在经济领域，还体现在精神和道德领域。西方早期的市场经济发展带来财富积累的同时，也导致信仰缺失、物欲横流。今天，西方国家日渐陷入困境，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市场经济带来的资本贪婪本性无法遏制，物质主义膨胀、精神贫乏、道德溃败等痼疾无法解决。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其本质而言是能够促进社会道德进步的：第一，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要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最优化，还要追求社会道德的进步，使技术进步能够敦风化俗，使市场力量成为思想解放的先导因素。“看不见的手”要受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引领，意味着什么时候市场经济建设都不能偏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要求；“看不见的手”要受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意味着我们要培养有道德情操的公民，在市场中要讲诚信、守规则。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有精神追求的体制。这就要求我们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与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结合起来，用精神力量确保市场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用文明力量制衡市场自发性作用产生的非向善性；建立健全市场经济领域突出道德问题协同治理机制，防止低俗的道德倾向对市场经济健康肌体的侵蚀。第三，科学制定经济社会政策和改革举措，彰显公共政策价值导向。在涉及就业、就学、医疗、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重大民生问题上，妥善处理各方面利益关系，充分体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体现维护社会公序良俗的要求。这些民生问题中往往潜藏着社会向上向善的价值观诉求，解决得好就能促进道德进步，处理得不好就有可能带来负面道德问题。2019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纲要》明确提出：加强对公共政策的道德风险和道德效果评估，及时纠正与社会主义道德相背离的突出问题，促进公共政策与道德建设良性互动。这一要求十分重要，公共政策特别是市场经济领域重大公共政策，都有价值偏好和道德风险点，这些与社会主义道德相背离的突出问题很容易被市场经济扩散、放大，成为影响社会进步的阻碍力量。因此，要定期对重大公共政策实施的道德风险和道德效果进行科学评估，发现风险点，及时予以消除。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