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的物语与乡村的应答

——从吕煊诗集《乡村新物语》想到的

□卢辉
　　吕煊诗集《乡村新物语》打开了诗歌的新维度，即自然物语与乡村应答的心灵通道。在吕煊笔下，山川湖海、花鸟鱼虫，皆能言说，皆含深意。它们不仅是客观存在的景物，更是生命哲学的载体，是宇宙真理的隐喻。乡村是诗歌情感与记忆的归宿，不仅是一个地理空间，也是一种文化符号、一种精神寄托，更是一种自然的附身。
　　在《乡村新物语》里，那些自然场景、乡村原像呈现出崭新的诗歌维度与精神图谱。这是一个写作者对自然、乡村、社会、时代的身份认同与精神认同。这种认同感，无不维系着对自然的人世隐喻与乡村的精神景深的双重思考。

一个互鉴的同构整体
　　《乡村新物语》总在不经意间，将我们的思绪牵引至那片遥远而亲切的乡村——一个与自然同呼吸、共命运的地方。乡村，不单单是人文的载体，也是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实体。
　　在集子里，山川与农舍、田野与炊烟、林木与飞禽，同构于一幅幅和谐安宁的画卷中。可以说，四季更迭，塑造了乡村独有的韵律与节奏，让乡村成为一个活生生的生态系统，每个生命体都在其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共同维系着这份和谐与平衡。
　　长期以来，关注自然与乡村的同构，关注自然的物语，成了吕煊诗歌显著的个性风格：意象简洁，节奏明快，穴位准确，把自然之光与心灵之光置入母语，照亮那些美好而令人纠葛的记忆。
　　《每一株植物都会拥有呼吸》就很典型：“那些植物和我的想像同步/多余的呼吸随时都会被终止/春天也会马上被改写”。当我们屏声静气感受每一株植物的呼吸，进入吕煊所描绘的自然与乡村同构的精神世界里，会惊愕于吕煊从自然与乡村的物语中寻觅到自己的形象。很显然，吕煊把自然与乡村交织而成的物语当作洞察自然与社会的触角，从中捕捉到转瞬即逝的形象和偶然的感受。
　　吕煊对自然与乡村的书写，很讲究自然与乡村同构的可感、可听，这是他一直以来对自然对乡村书写的法宝。这里的可感、可听并非舶来品，而是特有的融时空、通感、气场为一体的思想通道、精神外观与精神景深。在吕煊看来，自然与乡村的共同体，就是要形成“看得见摸得着听得见”的同构效果，正如《每一株草木都留给我安慰》，就是将草木与人类放在多变的环境里一次次地再生，使自然与人类有了同构关系的精神密码。

一场未竟的物语对话
　　《乡村新物语》的诗歌新维度构成自然的物语与乡村的应答两个重要方面，既相互独立，又紧密相连。自然的物语，让我们在喧嚣中找到心灵的栖息地；乡村的应答，让我们在守望中感受到自然的心跳。吕煊以“自然的物语与乡村的应答”呈现诗歌的新维度，不仅是一次探索与创新，更是对人类生存状态的深刻反思。
　　读吕煊的诗，就像是万物自然而然打开“心影”，与读者的情绪、情思、情势、情调同频共振。这些年，吕煊的诗歌创作，除在内容上依然秉持对自然、生命的尊崇与敬畏外，在语言表达上更接地气，更贴近当下语境。说到底，他的诗歌语感、语义、情怀、思想相互补充，形成外在形式与内在实质的有效串联，构成与自然、乡村、社会、时代之间的张力关系。
　　《乡村新物语》通过乡村，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自然与社会的关系，从而更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和谐与共生。自然与乡村，过眼烟云的往事并不鲜见，所匮乏的是情感储存、情感冲动、情感释放的驿站。凭借这个驿站，吕煊把自然中被遮蔽的事物带回人间，延拓了人间情怀的宽度和景深。
　　以《在富阳被一棵野菊拦住了去路》为例：“一棵野菊拦住了我的去路/庚子年往黄公望隐居的山野/放下身段其实也是一种幻想/几十年抄书的磨练对于绘画/只是从这个门到那个门/挡道的是另一个活在虚空里的自己”。心之所至，万象为开。这首诗把自然的视界打开了，带领读者进入可思的空间。在吕煊看来，自然的物语与乡村的应答，并非一问一答的刻板哲思，而是两者在互动基础上的情思与自觉，是一条思想通道，即自然与乡村互动言语的气息与脉动。
　　吕煊以简约、质朴的手法将自然物语、乡村应答与宏阔的社会背景融为一体，表现了一位成熟诗人的风格与底气。不管是在场的，还是虚拟的，总是保持高度的热情，保持高度的平衡力。地域属性与人文属性激活了他的创作灵感，调匀了他的创作激情，呈现出由外而内或由内向外的、物象与心象交叠而成的自然与乡村“回应对话”的场景。
　　《乡村新物语》承担了对自然界难以用言辞来解答的审美职能。吕煊正是凭借自然与人类相互依存的关系，将自己托付给自然所不能及的某种超现实中，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合成的、延续的、可感的人与自然同缘同构的美学体系。
　　（《乡村新物语》，吕煊著，杭州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