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做客“天府文艺讲坛”：

伟大的春秋时代,值得被反复书写

□李敬泽

　　2025年1月19日，2023年度川观文学奖颁奖典礼系列活动之一“天府文艺讲坛”名家讲座开启了第二场活动。中国作协副主席、作家、评论家李敬泽从他的最新历史随笔集《我在春秋遇见的人和神》出发，展开了一场同名讲座，与读者分享了他对于春秋战国几百年间的所见、所思。在李敬泽看来，春秋在中国历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它决定了中国人精神的基因和结构，“春秋那样的伟大时代，值得被反反复复书写！”本期《川观书评》特此将演讲稿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壹 何以春秋
　　我有一本新书《我在春秋遇见的人和神》，大家应该都知道，这里不是指一般季节意义上的春秋，而是中国历史上很重要的春秋时代。
　　春秋时代是怎么来的？或者说为什么那个时代叫春秋？华夏文明早期，主要活动区域集中在黄河流域。从漫长的历史时段来看，地球气候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在有历史记载的几千年里，时而温暖，时而又遭遇小冰期，寒冷异常。就当下而言，虽我并非科学家，但也能明显察觉气候变暖的趋势。
　　回溯历史，历经殷商时代，一直到周朝前期，整个黄河流域的气候比现在更为温润宜人。遥想当年，商代时黄河流域尚有大象栖息，随着气候的变迁，大象逐渐向南迁徙了两三千里。能有大象生存的地方，其气候必定温暖舒适。温暖的气候使得早期先民对季节的感知与如今的云南人相似，一年之中仅能感受到春、秋两个季节，没有冬夏那种极端的寒冷与炎热。从甲骨文的记载中也能得到印证，甲骨文里存在“春”“秋”字用以表示一年的季节，然而迄今为止，尚未发现“夏”“冬”字。对于3000年前的先民而言，一年的时光核心便是春和秋。这春和秋，不仅象征着世界、四季、时光的循环流转，更承载着人事的更迭、人的成长以及人们所经历的种种事件。
　　周朝早期，诸侯林立，各诸侯国均拥有自己的小史书。彼时的史书，某种程度上类似如今的“记事本”。与如今编纂清史的规模相比，编一本清史所需资料堆积如山，“二十四史”中的每一部都卷帙浩繁。一来，古人书写不易；二来，古代不像后世那般大事频发，所以他们对历史的记载相对简略，常记录诸如几月几日谁结婚、某人参加某次会议等日常琐事。若发生地震，也只是用寥寥数字记录震级、伤亡人数、房屋倒塌数量等，有的甚至并不详细记录。这种简略记事的史书，通常被称作“春秋”。在汉语中，“甘洒热血写春秋”，此处的“春秋”指代的便是历史，可见春秋对于中国人而言，基本等同于“历史”的概念。
　　我们如今所说的春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极为特殊的一个时期。它之所以被称为春秋，是因为我们了解这个时代的历史，主要依据当时鲁国（今山东曲阜）的史书《春秋》。鲁国的这本史书记录了这一时期的历史，后来我们便将整个华夏的这段历史统称为“春秋”。
　　周朝分为西周和东周。西周定都于现今长安附近的镐京，后来周朝被少数民族攻破，在陕西难以立足，于是迁都至洛邑（今洛阳），这便是著名的平王东迁，此后进入东周时期。由于陕西在西，洛阳在东，所以有了东西周之分。到了东周，整个周朝呈现出“王纲解纽”的局面。往昔周天子权势极大，能够掌控下面的诸侯国，可迁都洛邑之后，周天子的权力逐渐式微，无法再有效管束诸侯，中国的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由此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春秋时代也随之开启。

贰 如此重要却如此陌生的时代
　　春秋是我们历史上极为特殊的一个时代，其特殊性首先体现在它的重要性上。提及两个人，便能明白它的重要程度，那便是孔子和老子，他们皆为春秋时代的人物，孔子和老子是从根本上体现中国文化精神的核心人物。春秋时代的重要性在于，它奠定了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基础，决定了我们如今思考问题的方式，以及我们对世界、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这些与美国、欧洲人的观念存在差异，而根源就在于春秋时代。我们如今常提及文化基因，如同生物学上的基因决定生物体的基本性状和行为一样，我们文化上的基因也决定了我们后来的发展走向，而这个文化基因实际上是在春秋时代由孔子、老子确立下来的。
　　然而对于大多数中国人，当被问及春秋时代究竟是怎样的，恐怕都有些茫然，难以清晰阐述。过去我们对明清较为熟悉，近些年来，随着唐宋题材电视剧的热播，借助电视剧和大众媒体，我们对唐代、宋代也逐渐有了更多的了解。然而，相比之下，倘若谈及春秋时代，估计大部分人都没有太多概念。我们除了知晓孔子、老子，对春秋时代的其他方面了解甚少。春秋时代对我们如此重要，可我们却对它如此陌生，知之甚少。
　　如今，无论是网络小说还是电视剧，大家都热衷于穿越，从2025年穿越到某个时代。就像《庆余年》中所展现的那样，带着现代的知识和技术优势穿越回去。倘若穿越到南朝、北朝，只要记性良好，能够背诵李白、苏轼的诗，便能让那个时代的人惊为天人，大家都对这种穿越设定充满喜爱。但大家是否留意到，很少有人想象穿越回春秋，因为真若穿越回去，日子必定不好过。我们能够想象穿越回唐朝、宋朝、明朝，是因为从南北朝、唐宋以后，中国人的基本生活方式和生活条件已与现在较为接近，当然仍存在差异。然而，若要穿越回春秋，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春秋时代与现在在基本生活条件、基本文化条件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穿越回去定会备受煎熬，极不适应。
　　以饮食为例，我曾认真思考过，若自己生活在春秋时期能吃些什么，想来想去，觉得幸福指数会极低。春秋时代可没有美味的成都小面。当时至少在黄河流域，小麦的种植尚未普及，黄河流域的主食是稷、黍，也就是小米、黄米、黏米，南方的朋友或许很少食用，北方山西等地会吃，但这些粮食黏性不足，无法擀制面条。所以，直到春秋时代，主食主要是通过蒸煮来食用。而且，那时没有辣椒，辣椒传入中国还需漫长的时间；也没有蒸馏酒，当时的酒只是简单发酵，且难以充分过滤；茶也尚未出现，中国人普遍饮茶至少要到东汉以后。如此看来，若不小心穿越回春秋，真可谓是什么都吃不上，火锅更是想都别想。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很多人不愿穿越回春秋，他们更倾向于穿越到唐宋，因为穿越到春秋实在不是一件令人向往的事情。
　　在文化条件方面，春秋时代与现在同样存在巨大差异。那时最基本的物质条件、媒介条件都不完善，若在春秋做一名读书人，必须拥有良好的体力，因为当时的书籍都是一卷一卷的竹简、木简，搬运起来极为不便。孔夫子读《易经》，“韦编三绝”，就是因为反复翻阅竹简，拴木简的绳子都多次磨断。庄子说“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形容惠施学问渊博，他家的书能用牛车拉五车，且全是竹简、木简。
　　从各个方面来看，春秋时代在物质和文化条件上与我们现在有着极大的不同，它处于我们文明的早期，是草创时代。但真正的差异并非仅仅体现在这些物质和生活方面，更在于社会的底层逻辑和底层结构的不同。这就导致我们如今有时很难理解春秋时代的人，不明白他们为何会有那样的行为和想法。

叁 奇特的春秋战争
　　我们对春秋时代的不解，往往源于对那个时代特殊社会结构以及在这种社会结构下起作用的底层逻辑的陌生。例如，我最近参加了一个朋友关于春秋战役的书的分享会，翻阅春秋历史后会发现，春秋时期的战争与现在以及后来我们熟悉的战争，如长平之战，以及东汉、西汉、三国时期的战争，全然不同，后人看来觉得十分奇特。
　　春秋时期的战争，不紧不慢，大家都彬彬有礼。在《左氏春秋》的第一传中记载，郑庄公和周天子开战，双方摆好阵势，郑庄公采用先进的鱼丽之阵，一举击溃了周天子的军队。在这个过程中，周天子肩部中箭，若按照后来的战争逻辑，肯定会毫不犹豫地冲上去抓住他，但郑庄公一见周天子中箭，赶忙下令停战，让周天子好好养伤，晚上双方各自回营。郑庄公还带着牛、酒前往对方大营慰问周天子，询问伤势如何，让他好好休息，并表示歉意，称箭不长眼，这是我们后来难以想象的战争打法。
　　在春秋时代的战争中，还常常会出现这样的场景：双方皆以战车作战，好不容易快要追上对方时，前面的车突然车轮断裂，若按照后来的逻辑，这正是绝佳的机会，赶紧冲上去一刀解决。但在春秋时期却并非如此，后面追的人也会立刻停下来，让对方把车修好，换上备胎，然后再继续战斗。还有宋襄公，非要等对方摆好阵势、渡过河之后，才堂堂正正地开战，旁边的人劝他趁对方在河里的时候赶紧进攻，他却认为君子不能如此行事，这在后世被传为笑谈。
　　我们有时会觉得春秋时代的人打仗很愚蠢，实则并非他们愚笨。在许多问题上，并非后人比前人更聪慧，而是不同时代人们的行为，包括道德观念，是由不同的底层逻辑所支配的。我们与春秋时代的人，在社会的基本结构和设计上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导致了观念的不同。这种不同体现在，直到春秋时代，中国仍然是一个封建贵族社会。
　　在这个贵族社会中，诸多情况与后来的中国历史大相径庭。春秋时代的中国，周天子会派遣三儿子或者六儿子，率领几百上千人，划定地图，比如将山东这片土地封给某人，让其前往做鲁公，此人便带着人去占领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原本是有人居住的，此人去了之后就如同殖民者一般，占领之后在那里建城，如曲阜，城里居住的都是带去的人，这些人便是贵族、国人。如今我们所说的国人，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每个人都是国人，但在春秋时代，国人指的是住在城里的贵族阶层。城外的人则是野人，野人并非花脸的模样，他们是居住在山野的人，以种地、纳粮为生。贵族阶层既是文化贵族，也是军事贵族，在春秋时代，只有贵族才有资格上阵打仗，这是一种高贵的职业和责任，一个住在城市郊区的普通百姓，想打仗都没有资格。这与后来的差别巨大。
　　春秋时代的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贵族社会下带有强烈礼仪性的战争行为。要打仗可以，但必须讲究礼仪，大家都是君子，不能打得毫无风度。春秋时期的战争烈度较低，虽然摆开阵势相互攻伐，但实际上都很有礼仪、讲道理、讲风度。春秋时期真正的文化基本精神，用现在的词汇来形容，便是“贵族精神”，按当时的说法则是士大夫精神。
　　我们如今看待春秋时期的许多人和事，都会觉得他们的行为难以理解。就拿孔子的弟子子路来说，大家阅读《论语》都对他十分熟悉。子路算不上将军，只是魏国的官吏。后来魏国发生内乱，叛军来袭，子路与他们展开战斗，战斗中，对方的长矛将他结发束发的帽子打歪了。按常理，帽子歪了就歪了，披头散发接着战斗便是，可子路却不这么认为，他说“君子死不免冠”，在战场上君子可以牺牲，但帽子不能歪、不能掉，披头散发而死是极不体面的，所以子路在战斗中停下来结缨，试图把帽子系正。孔子哀叹礼崩乐坏，就是因为有像子路这样坚守礼仪的人，也有已经开始摒弃礼仪的人。倘若对方也是君子，或许会等子路把帽子戴好再继续战斗，但当时对方已非君子，就在子路结缨的瞬间，一刀将他斩杀。由此可见，春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至关重要的一个转型期，经过春秋，中国进入了截然不同的另一个社会，春秋的贵族社会瓦解，相应的贵族文化也随之崩溃，之后才进入战国时代。
　　到了战国时代，战争的风格与春秋时期全然不同。战国时期的战争不再讲究礼仪、体面和风度，春秋时期极为罕见的灭国之战，在战国时期成为常态。而且战国时期并非只有贵族才能当兵，而是全民皆兵，全国都要动员起来。像秦赵长平之战，将河北人、山西人打得几乎灭绝，成年男子几乎全部被坑杀，这种残酷的战争场景在春秋时期是难以想象的。
　　所以说，春秋是我们文明和文化中极为特殊的一个阶段，是文明文化底层逻辑和基层结构的根本转型阶段。经过春秋的转型，后来的逻辑我们较为熟悉，而原来春秋时代的逻辑我们却知之甚少。

肆 有趣的春秋之人
　　我撰写《我在春秋遇见的人和神》这本书，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春秋时代充满趣味，春秋时期的人也十分有意思。他们常常让我们感到陌生，又常常让我们为之惊叹，他们所秉持的内在逻辑，常常令我们这些后人既惊叹又困惑。我常说，我们如今的人理解唐宋元明清的人较为容易，但理解春秋时代的人却困难重重。这是因为春秋之后的基本逻辑，即底层逻辑，一直延续至今，而春秋时代的逻辑却截然不同。
　　我撰写这本书，重点是带领大家回到春秋时代，去了解那些特殊、有魅力、陌生又好玩的人。
　　春秋时代的人，比我们更为简单，即便将孔子、老子包含在内，他们也比我们简单。有时，随着岁月的沉淀和智慧的积累，我们这个文明变得愈发复杂，我们甚至认为越复杂越好，然而这种复杂有时却令人畏惧。复杂并不意味着更好，反而可能意味着越来越内卷，大家在一些无意义的事情上不断折腾，越做越复杂。我阅读史书，读到明清时期，便会感慨人心的复杂，包括我们对人的想象。观看电视剧《甄嬛传》，便能深切感受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复杂，大家活得疲惫不堪。我们不禁思考，这种想象源于何处？为何我们要如此想象人生、人与人的关系以及我们的世界？为何会越想越复杂，陷入钩心斗角、无尽的劳累和内卷之中？这或许是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难以避免。
　　但有时我会想起老子在《道德经》中所说的“见素抱朴”，朴素一词便源于此。老子认为，随着我们文明和文化的发展，我们变得越来越复杂，在一切问题上过度雕琢，就如同粗俗地说“屎上雕花”，有时过度雕饰会让我们丧失文明的力量，陷入高度内卷。一个高度内卷的系统会变成一个自我循环、无效且内耗的系统。老子提醒我们，在生活中，我们或许永远需要一点“见素抱朴”的精神，即朴素地理解世界和自己，很多事情其实并没有那么复杂，是我们自己将其复杂化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春秋时代便是我们中国文明的朴和素，相对简单。
　　我阅读春秋历史，常常感觉春秋时代的人宛如“人和神”，这也是我书的题目。一方面，他们和我们现在的人一样，会面临宫廷斗争、兄弟反目、职场问题等各种生活中的难题，他们是人；但另一方面，他们又与我们不同，他们身上有一种神一般的精神、情感、力量和韧性。他们十分任性，敢于打破常规，敢于宣称不再内卷，不遵循常规逻辑，行事特别决绝，敢于做出果断的举动。所以，我们常常能感受到这些人光明的一面，并非他们不搞阴谋诡计，春秋人可不傻，出了孔子、老子这样的人物，他们怎会不懂阴谋诡计呢？但他们不搞那种把自己弄得越来越畏缩、折腾半天却毫无结果的阴谋诡计，他们没那个耐性。其杀伐果断的作风，是后世难以想象的。比如，一个大臣或将军与国王下棋，下着下着，两人一边下棋一边聊天。这样的场景在后来元明清的电视剧里屡见不鲜，电视剧里大臣得十分精明，既要让皇上赢棋，还不能让皇帝察觉自己在故意相让，要输棋，还得输得巧妙，不能让皇帝的自尊心受到伤害，实在是费劲。再看春秋时代，一个将军和国王下棋，最后竟能下到将军勃然大怒，拿起棋盘就砸向皇上的脑袋，这就是春秋时代人的脾气。他们有时会面临极其复杂艰难的道德困境，但面对这种复杂局面时，他们有勇气做出特别简单的决断，清楚自己的底线和原则在哪里，为此抛头颅洒热血也在所不惜，绝不拖泥带水。在这里，能看到他们身上的神性。如果将人性仅仅理解为人间的琐碎算计，那么在春秋时代这些人身上，能感觉到他们比普通人更伟大，像巨人一般，而巨人有时是任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读者，我在阅读春秋相关内容时，愿意从他们身上看到人的光芒，看到人的趣味。
　　并非说春秋的人不干坏事、不作恶，要是春秋人都不作恶，孔子又为何天天痛心疾首呢？孔子说起他的同时代人也没什么好话，全是抱怨他们不靠谱。但时过境迁，再去看春秋时代，会发现就算是所谓的恶人，身上也有一种磊落、任性、不内卷、不琐碎、不阴险的特质，那种恶有时就像孩子般天真自然，所以我觉得这非常有魅力。这其实也是我写这本书，或者说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始终兴致盎然的根本原因。

伍 值得被反复书写的伟大时代
　　《我在春秋遇见的人和神》这本书，我断断续续写了很久，别看都是小短文。我有工作，并非专职写作，每天要工作8小时甚至更长时间，只能在上班之余抽空看书、写作。因为我真的觉得，比起上班，晚上能和春秋时代的这些人“共处”一会儿，是更幸福的事，也是值得写出来的事。
　　春秋时代对我们中国人来说至关重要，它决定了我们中国人精神的基本基因和结构，但同时也是我们最不熟悉的时代。关于春秋时代的典籍相比后来较少，我们现在主要看《左传》《史记》，当然还有其他的，不过《左传》《史记》最为重要。这两本书堪称中国文章的巅峰。我自己也写文章，特别庆幸在上世纪90年代初，年轻闲暇的时候，天天翻阅《左传》《史记》《汉书》，后来还来了兴致，一边翻阅一边用小本子把它们翻译成现代汉语。当时《汉书》出了我翻译的白话文版本，1990年、1991年我得了1万元，感觉自己发了大财，赶忙询问别人要不要《左传》《史记》的翻译，结果人家说《汉书》都没赚钱，那两本就不要了。现在看来，赚钱真的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不知不觉中，我明白了什么是最好的中国文章。
　　春秋那个伟大的时代，恰好与汉语初创时期伟大的文章时代相匹配。老子、孔子所处的时代，《诗经》的主体部分诞生于春秋，《春秋左传》基本也是春秋时代留下来的文章，那真是最好的文章。这种好并非我们现在所理解的那种摆好架势、庄严说教的文章，而是充满生命元气，自由、博爱，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却又都极具力量，说得极好。对我来说，这是特别庆幸的事。
　　《我在春秋遇见的人和神》这本书，基本上可以说是读《左传》《史记》的笔记。读《左传》《史记》时，会不自觉地学习它们的文章写法。中国古人特别讲究读书要读熟，“读书破万卷”，杜甫也教导自己的孩子要把《文选》读熟读透，读到下意识里，这样自己的文章自然就会受其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这本书也是学习《史记》《左传》的小笔记。
　　春秋是伟大的时代，值得被反复书写。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肖姗姗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