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造一座“楼”,做一个“梦”

    四川作家罗伟章新长篇小说《红砖楼》引关注


  • 罗伟章 受访者供图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肖姗姗

      2024年7月,四川作家罗伟章全新长篇小说《红砖楼》登上著名文学杂志《收获》(2024年第4期),并作为该期目录头条刊发。这不是罗伟章的作品第一次出现在《收获》,2023年,他的中篇小说《戏台》也首发在《收获》第2期上。
      大型纯文学期刊《收获》创刊于1957年,被誉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简写本”。在很长一段时间,能登上《收获》,是对一个作家创作实力的认可。但罗伟章很淡定:“《收获》是令人尊敬的刊物,在上面发作品,当然是好事,但也就是发个作品而已,作品好不好,还需要读者和时间评判。”
      《红砖楼》写了个什么故事呢?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东轩市的作家、艺术家聚集于一幢显眼的红砖楼,前来拜访的文艺青年络绎不绝。红砖楼中有一位“失意人”——前辈作家冉强,他与同样“失意”的年轻人盛华相遇,像是荒原上两头偶然会合的狼。冉强只在意东轩的天,但盛华无法做到只望见东轩的天。当他想逃离出来,却发现其中掺杂着恐惧、惰性和利益考量……红砖楼是一幢醒目的谎言,即便有繁盛之时,亦有荒芜之际。到头来,那一代知识分子终究像一匹匹孤狼,独自踏上精神流浪之旅。
      罗伟章写出这样的故事,是不是有点意外?此前,罗伟章更多的是关注乡村、底层,被文学界视为“四川乡土叙事传统的传承者与变革者”。但好的作家,从来不会被定型的主义、观念和主题所束缚,罗伟章就是其中之一。他一边写乡村题材,一边也创作像《太阳底下》《月光边境》《镜城》这些发生在城市里的故事。所以,《红砖楼》的出现,并非偶然,也不是什么转型之作,用罗伟章的话来说,就是“作家不管写什么题材,都一定投射着时代的影子”。他关注的还是人性,探究时代大背景下隐秘繁杂的人心。
      著名评论家陈培浩在看过《红砖楼》后说:“题材其实不新,所述之事也不奇,‘回心’的精神叙事,才是使小说超拔之处。”而所谓“回心”,陈培浩的解释是——鲁迅式的主体自新,一种兼具文化自觉和自我反思的更新之道。
      是的,更新。这个词,比转型更贴切罗伟章如今的创作。从《饥饿百年》到《声音史》《寂静史》《隐秘史》,再到《谁在敲门》,现在的《红砖楼》,罗伟章的“更新”速度是很快的,他仿佛从来就没有创作瓶颈,因为他从不会为创新而焦虑。“由焦虑而来的所谓创新,本身就难言创新。”罗伟章认为,“创新不是否定,是开拓。”真正的创新不是否定,而是超越,创新也是另辟蹊径,各成山峰。
      著名评论家翟业军说:“罗伟章创造出一切人的冉强老师的意义,堪比老舍写出Mr. No Problem,张天翼写出华威先生。”如此类比,罗伟章这次的开拓,其深其广,可见一斑。
      在《红砖楼》中,罗伟章从最熟悉的群体作家出发,这并不是一次讨巧的创作,毕竟身在其中远不如保持距离看得清楚。但罗伟章出手了,因为他对作家这个群体,包括自己,长期积累的失望感,促使他要写点儿什么。
      陈培浩曾想过把《红砖楼》定义为“文坛现形记”,不过,他又用了“不光是”这个前缀。因为,再读下去,他觉得这个故事有A、B面,A是批判现实主义,B是主体精神反思,B面比A面重要。“A面拿着小刀,剖析世界;B面拿着小刀,对准自己。”
      通俗点说,罗伟章没有放过自己。他没有急迫地去揭露、去批判,他的拿手好戏,是人心叙事,是探寻灵魂深处的自我与他者。所以,不要害怕阅读《红砖楼》,尤其是一些同样身为作家的读者,《红砖楼》里的主人公,冉强、盛华、孙云桥等,不是某个人,大可不必对号入座。
      罗伟章说:“没有一部小说是单凭经验完成的,也没有一部小说是单凭想象完成的。《红砖楼》是写一群作家的故事,是作家们生长和堕落的故事,是沉陷、反省和逃离的故事,当然又不只是作家的故事。”
      谁知道那个身着正装、戴白手套的冉强是谁呢?被指抄袭的孙云桥是谁呢?还有那个苦苦挣扎的盛华又是谁呢?权当读一场罗伟章的“梦”吧。
      这个在多部作品中频频写“梦”的作家,又拿“梦”为《红砖楼》开场:“就在那个慢慢凉爽下来的夜里,我做了个梦:梦见自己死了。”罗伟章直言:“这证明,许多所谓的事实,在我看来并不是那么清楚,它还有被遮蔽的部分,还有深层结构。”
      读小说,是需要适度的勇气和胸襟的。

    专访
    知识分子是要有一种精神的
    从《红砖楼》谈起,罗伟章接受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专访

      2024年7月,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与罗伟章进行了一次深入对谈。我们从《红砖楼》谈起,间或拉些家常,再拿三分之一时间给罗伟章发出标志性的哈哈大笑。几个小时过去,以为什么都没说,但所有问题全部解决。这就是罗伟章的松弛感,跟他的创作状态如出一辙,“有空的时候就写一点……不必赶着去完成……什么时候动笔记不清了……没什么顺利不顺利的……”

    造一座红砖楼,立一块醒目路标
      记者:《红砖楼》,很自然地让人联想到这一定是一个发生在红砖楼里的故事。能介绍一下这部小说的主要内容吗?
      罗伟章:既是楼里的故事,也是楼外的故事。楼里的故事只是楼外的故事的具象化、典型化。要我讲自己某部小说的主要内容,我总是感觉棘手。小说有两种形态,或者说两种气质,一种如山,一种如水,当然也不是分得那么清,但有个大体走向。我的小说更接近于水,水里的“主要内容”是不好讲的,它是流动的,变化的,也是隐秘的。
      真要说,《红砖楼》写了一群作家,当然都是虚构的人物,不会也不必去对号入座的人物。这群作家以冉强为代表,各有追求,各归其位,并因此与整个社会建立起血肉联系。但也有归不了位的,比如小说中的盛华,这种人让我用了很多力。
      记者:从什么时候开始构思这部小说的?前后写了多长时间?相比以前的创作,这次是否有新的探索和改变?
      罗伟章:说不上什么时候构思,也记不住写了多长时间。我写小说,写不出来的时候,左右都不成句子;能写的时候,说写就写。所谓构思,往往是在写作的过程中进行的。至于探索,也似乎不能奢谈,改变肯定是有的,肯定不同于《谁在敲门》。《谁在敲门》需要致密,需要幽微,需要在没有伤口的地方见血,需要在世事如常中见惊人之变。《红砖楼》是一个寓言,是一块路标,需要醒目,需要夸张,需要指向的锐利,需要目标的明确——哪怕是错误的目标。因此,在写法上、叙事上,包括语言的运用上,都不一样。
      记者:《收获》上做了一个简要的介绍,让我们大概知道,所有的人与事都在红砖楼粉墨登场。您设置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小说空间,它相对单一。这样的写法,类似博尔赫斯的舞厅、契诃夫的病房、鲁迅的咸亨酒店,看似简单,但与之相匹配的人物和事件如何存在与发生?建构起来是不是更难?您是如何考虑的?
      罗伟章:不是更难。只要想写出好小说,哪一种写法都难。关于红砖楼,就像在云空里望下去,别的都看不见,就看到了这幢楼。这幢楼为什么存在,有怎样的前世今生,楼里可能会发生的故事,楼外人与这幢楼的关系,如此等等,都大有可为。这是一种聚焦的写作。但任何一种聚焦都是暂时的,红砖楼也一样,它不仅要承担自己的命运,也必然要分担整体的命运。
      记者:这之前,您的很多作品关注底层民众的艰辛生活,倾注对普通人的观照。这次,感觉您有意识地在转移视线,写了自己最接近甚至就是身在其中的群体。为什么是作家这个群体?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人物设计?
      罗伟章:说到底层,我的理解可能跟别人不同。我是在时间长河里看人,在大自然的视野里看人。因此,在我的心目中,人就是人,哪有什么底层、高层。人在表面天悬地隔、实则殊途同归的命运里,去爱,去恨,去奋斗和挣扎。从这个角度讲,非要说底层的话,作家群体同样是底层。
      为什么是作家群体?直言之,我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不排除我自己。凡是我批评作家的话,都不排除我自己,这并非掩饰或自我保护,而是真心实意的。我觉得,作家们变得特别不争气,成了急功近利之辈,追名逐利之徒,丧失了作家精神,丧失了更深远的意义感。而这些,对作家不是苛求,而是基本。
      当然,不是所有作家,总有那么几个好作家。
      记者:评论家陈培浩说,这是一部“文坛现形记”,您是否接受这样的评价?您的目的是揭露、批判还是改变?
      罗伟章:是,也不是。我们说《官场现形记》,肯定不只是针对官场,还是关于人。揭露和批判都不是目的,改变也不是。能改变当然好,然而所谓改变,往往只是脆弱无力的呐喊。归根到底,还是人的站立,作家的站立;与之相应,是评判体系和生命格局的站立。
      苏东坡说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通常认为这只是对韩愈个人的赞誉,其实不是,它赞誉的是整个唐宋。如果没有唐宋的大批杰出作家和诗人跟上去,如果社会和公众只认同和欣赏六朝的追风逐妍,韩愈就非但不能跨越时代、振兴文风,还会成为不合时宜的人,成为被抛弃和遗忘的人。想想唐宋八大家,个个都有光辉的、顶天立地的人格。

    不致敬任何人,只做自己的“梦”
      记者:小说中涉及很多讽刺意味的刻画,比如主人公冉强处心积虑将自己打造成与屈原、鲁迅并列的世界文豪,却没有被东轩某主要领导识别出来,反而下令将其塑造成典型,甚至为其立起巨型塑像……请问,这次的创作有没有汲取中西讽刺小说的经验,或者说是在致敬类似《儒林外史》《围城》《变色龙》等经典?
      罗伟章:不知道是否汲取了。我说过,写作者的天然身份是阅读者,阅读过了,就可能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但我不喜欢致敬之类的说法。我们致敬一个作家,是从整体上,不是用某一部作品去致敬。有一次,我去外省参加一个当地作者的改稿会。一个编辑说某个作者写得不好,那作者当场反驳,说其作品是向余华致敬的小说。意思是,这样的小说怎么可能不好?这让我感到不适。
      记者:冉强是您塑造的新人物,您对这个人物的塑造一定是下了功夫。就像评论家翟业军所言:罗伟章创造出“我们一切人的冉强老师”的意义,堪比老舍写出Mr. No Problem,张天翼写出华威先生。您如何看待这个人物?相比之前《尘世三部曲》里的杨浪、林安平那些,您觉得冉强算不算您塑造得最好的人物?或者说,您成功塑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代表性人物?
      罗伟章:我只能说,冉强是跟杨浪、林安平等不一样的人物。说到代表性,冉强的确具有代表性,代表性的关键因素,是概括性、指向性、未来性,这些,冉强身上都很鲜明。
      记者:读过您小说的人,都会被您的语言所感染。您一直认为,作家应往语言的准确、丰富上努力。这些年,一部一部读您的小说,我反倒觉得,您近年来似乎不太“努力”了。换言之,我不觉得那些语言是您加把劲钻研出来的,而是自然而然就说出来了,不费劲,那就是您的语言。不知道这样的感觉对不对?能谈谈您最新的在语言运用方面的心得和收获吗?
      罗伟章:当然,我希望你的感觉是完全正确的。一家出版社的社长说:“你的语言不是写出来的,是自己长出来的。”你们表达的是相近的意思。但我还是要说,该努力的时候还得努力,为找到最贴切、最准确、含义最隽永的那个词,一天半天被卡在那里,也是有的。我深知,用一个勉强过得去的词,读者也看不出来,你想一天半天写出个好词,读者也不一定在意。但那是另一回事,写作者都会有自我要求。
      记者:小说开篇写道:“就在那个慢慢凉爽下来的夜里,我做了个梦:梦见自己死了。”印象中,你的很多小说都会写到梦,比如《镜城》《戏台》《白岛》,对此,您是如何思考的?写梦,其实是在写现实?对中国古代和西方的叙梦文学,您有什么样的认识?
      罗伟章:这证明,许多所谓的事实,在我看来并不是那么清楚,它还有被遮蔽的部分,还有深层结构,所以要借助梦来揭示,来丰富。梦是人的第三只眼,呈现的是日常中看不到的现实,但它就是现实,是不仅可以展现还可以预言的现实。然而,如果一直在梦中,梦叙事就失去了意义。因为,正如伯格森所说:“清醒的人生,比梦更需要解释。”所以,梦叙事绝不能当成讨巧的手段来用,它需要形成一种对话关系:与无意识的对话,与神灵的对话,与梦醒后的对话。
      我本人梦特别多,比如梦见自己死了,就是我曾经做过的一个梦。小时候读书,有一本书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是张恨水的《八十一梦》。张恨水的书,我就读过这一本,但我就觉得他是个了不起的作家。有一次,我到一个地方,去一个纪念馆,里面提到张恨水,我对同行者说我当年读《八十一梦》的感受,结果同行者一指,在我背后,就是《八十一梦》的初版封面。
      记者:《红砖楼》最终体现的,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终究像一匹匹孤狼,独自踏上精神流浪之旅。知识分子,从鲁迅开始,就在中国现当代占有极为重要的一席之地。关于知识分子的叙事,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传统之一。这部长篇,能否视为您对知识分子的重新审视?或者说,您试图对知识分子形象进行去魅与还原?
      罗伟章:知识分子哪里需要我来去魅,知识分子自己早就去魅了。知识分子是要有一种精神的,那样的精神与人格,那样睁眼看世界的视野和胸襟,那样的铁肩道义,那样对未来负责的态度,都是知识分子最醒目的标识。如果丧失了这些,就不是知识分子了。读了大学,当了教授,做了作家,并不能与知识分子画等号。甚至可以说,还有云泥之隔的距离。

    四川长篇小说,少折腾多出佳作
      记者:很多关于您的评论性文章都说,您的创作长期保持着对农民与农村和底层社会的深切关注,但显然《红砖楼》不是了。通过这部小说,您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无论乡村还是城市,无论农民还是知识分子,您小说书写的重点,还是人性的本质和人生的意义?您觉得,作为小说创作者,其责任和使命是什么?
      罗伟章:是的,是这样的。心灵、信仰和人性,是文学的深切观照,每一部好的作品里,都会牵涉相关内容。写作者的任务,是在鲜明的特征里写出共同的人性。如果没做到这一点,特征就会失去价值。我们必须确切地赋予人性光芒,才能真正定义什么是人。责任感和使命感,正是人性中闪耀的光华,可以温暖,可以彻照。责任感和使命感确立后,人性才得到有说服力的提升,而且是极大的说服力,极大的提升。
      记者:《红砖楼》登上《收获》正刊,并以目录头条发布,这不仅对您,对整个四川文学界都是一件大事。毕竟,长篇小说在四川是弱项。您作为一名写作者,同时又是省作协副主席,对四川作家在长篇小说创作上,有何思考和建议?
      罗伟章:对于长篇小说是不是四川的弱项,我不想说任何话。只是,在这样他贬和自贬的时候,不要忘记为中国长篇小说创作做出卓越贡献的四川作家。没什么思考和建议,一切都是从个人经验出发。那就是:少些折腾,让那些有志向的作家多读书,多观察,多体悟,多想,并且认真地生活。运动似的促进创作,只能收获文学的虚假繁荣,对文学本身没有任何意义。而文学的意义,又不只是文学本身的意义。
      记者:有一种说法,长篇小说比短篇小说的价值更大,您如何看待?
      罗伟章:这当然不正常。这背后反映出的,是社会心态不包容、不开放、不自信,而且好大喜功。问题是,在文学上,“大”和“功”都另有说辞。如果像这样,我们将错过鲁迅、莫泊桑、契诃夫、博尔赫斯……错过他们,证实的是我们自身的渺小。
      记者:这部小说会推出单行本吗?目前确定出版社了吗?读者什么时候能看到?
      罗伟章:当然会,也签了。但不想签在今年出版,今年我会出几个小说集,还有散文随笔集。明年吧。
      记者:目前有新的创作计划吗?最近的日常阅读是怎样的?
      罗伟章:我从来不做计划。写作者,肯定要写,但准备写什么,正在写什么,都不重要,写出来再说吧。阅读,是一直都有的。最近在读历史,读哲学,读几千页的大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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