钩 沉

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

——艾芜的南行与《南行记》的诞生

□徐建成

　　又到新都清流镇拜谒艾芜故居。清流镇是艾老的故乡，是他南行出发的地方。面对艾老的塑像，我无声问道：艾老，你为什么要去流浪、流浪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呢？是为了你少年时的侠客梦，还是为了你青年时的文学梦？
　　老人目光炯炯，如那年我在共青团成都市委门前时那样目光炯炯地望着我——他正欲上车回省作协，见我捧着书走向他，便微笑着，在我的一本奖品书《现代成语小辞典》上签名写道：“艾芜1982.3.2”。
　　我站在他的塑像旁，紧靠着他。便有歌声在我的心中响起——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遥想李太白当年“拔剑四顾心茫然”，1925年的夏天，四川第一师范学校的汤道耕同学，也如李白当年一样茫然——为家里父亲的来信。
　　学校在成都盐道街，距九眼桥不远，他放下书本，走出校园，徘徊在锦江边。夜色茫茫，江月在水里晃动不安，他真的是茫然不知所措了。
　　汤道耕此时21岁，明年才毕业，家里就来信催促他回家完婚了。
　　他的目光向着家庭外的大世界探求着，现在家里却要他向后转，回家娶妻生子，延续汤家的香火。代沟很深，南辕北辙。
　　汤道耕天资聪明，家学深厚。四五岁发蒙，先后就读于祖父的私塾和父亲任教的新学堂，受教于新旧两种教育。17岁，在就读全县最高学府新繁高小时，以前三名的成绩考取成都联合中学。
　　但他却未能就读成都联合中学，因家中无力支付他每年需要的40多元学杂食宿费用。半年后，他再次走进考场，考取了四川第一师范学校。这次他顺利入学了，学校管吃住。
　　学校就要放假了，他先一步回到清流家里。他没有应承父亲要他完婚的要求，也没有反对父亲的安排。他说，明年就毕业了，毕业了再说婚事吧。
　　儿子汤道耕的前途是家人都牵肠挂肚的事情。父亲主张他进步兵学校，他的两个舅父进了刘湘的军队，不几年就升官发财了，这应是他的榜样。但他坚决拒绝了。军阀混战，祸国殃民，他说，他不愿意给军阀当炮灰。
　　他的愿望是到五四运动的中心去，报考北京的大学。他写信向在北京读书的师友刘作宾询问相关情况。刘作宾回信告诉他，在北京读书每年需花费300元。他无语了，欲读成都联合中学每年40多元的费用父亲都无力支付，每年300元，想都不能想，此路绝对不通。
　　汤道耕最终选择了南行。行前那夜，他诗情勃发，挥毫写道：“安得举双翼，激昂舞太空？蜀山无奇处，吾去乘长风！”
　　向遥远的地方飞翔
　　21岁的汤道耕在九眼桥乘舟远行了。怀里揣着用以证明身份的是省一师出具的转学证，肩头小包裹带有几件换洗衣服，还有几本珍爱的书，有哲学、有史学、有经济学、有社会学，但没带上文学。文学在他心中，在他求索的远方等着他。
　　汤道耕是走水路加旱路从宜宾（叙府）出川赴滇的。从七月出发，一路历经险阻，中秋前才到达勤工俭学目的地昆明。
　　到了昆明，生活给汤道耕上了“人生哲学的第一课”。很多年后，他在一份自传中这样写道：
　　“一九二五年的秋天，我流浪到了昆明。走进这个城市，我身上一个钱也没有，只有一双没有穿过的草鞋，还可能卖了，买几个烧饼。我要去拉黄包车，却因没有铺保，还是拉不成。再加失业的人多，找工作极不容易。我卖了草鞋，又卖我带在身边的旧书，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书是没有人要的，我就到一个旧书店去卖，卖书的老人看着我的破书，便说，他是卖新书的并不收买旧书。原来这是个卖善书的店，买书的人很少，久而久之，书都变旧了，使人一下会看成卖旧书的。他问我为什么卖书，我说一两天没有吃饭了，又找不到职业，所以只好卖书。他给了我两角钱。我请求他帮我找个职业，他答应了。第二天，我再去的时候，他说昆明红十字会需要个杂役，我很高兴地接下这个工作，使我流落街头的饥饿生活告一个结束，也算是我出了校门，上了人生哲学的第一课。”
　　当时昆明红十字会位于风光宜人的翠湖边，勤杂工管住不管吃。隔壁是一个名叫明善堂的机构，办有伙食团，但只供应素食。汤道耕大材小用，为生存计，在红十字会当了勤杂工。勤杂工的工作很杂，凡是医生、护士不做的事都该他做，诸如扫地抹屋倒痰盂、烧开水、开门、升旗、挂号、跑腿送信，外带泡茶敬客，因他有文化再兼誊写公文……
　　如此辛苦打工，每月劳务费14元，包月伙食就用去12元，且天天吃素，痨肠寡肚的。不知夜深人静时，汤道耕是如何怀念家乡那斗碗里的回锅肉的。
　　在红十字会打工不久，汤道耕开始他初期的文学创作。他写了一首叙事诗，写一个受侮辱与受伤害女子的故事，投寄给昆明《云波》杂志。杂志编辑读后，到红十字会与他见了面，聊起文学与人生。叙事诗没发表出来，但《云波》刊发了他的另一首叫《星空》的诗，汤道耕署名为“汤艾芜”。
　　从1925年秋天到1927年春天，一年半的红十字会打工生涯就要画上句号了，艾芜又要远行了。
　　在昆明期间，他因投稿而结识了一些文学青年，有了交流文学梦想的对象；他与朋友曾很浪漫地躺在坟坝里，望着天上的星星，饮着浇愁的杜康，对逝去的人们演讲着他们理想的社会；他有过暗恋，有过暗恋的失恋，有过失恋失意导致心理失衡差半步就跳进翠湖长眠的瞬间；他有过工余读英文夜校的奋发，期望能被推荐到香港大学深造；他还利用假期，与朋友到乡村进行义务教育；他也曾参加学生的进步活动并欲上台演讲，却因身着杂役工作服而被人当作扒手推开……
　　多面的立体的不假修饰的生活，锻炼和考验着未来的大作家艾芜。
　　阳春三月，草长莺飞。艾芜又出发了，向着云南之南茅草地、向着缅甸仰光。
　　依然是简单的行囊，行囊中多了几本好不容易省出钱来购置的英文夜校的教材：原版的莎士比亚《哈姆雷特》《凯撒大将》等，身上更多了一个具有艾芜特色的佩饰——一根麻绳拴着墨水瓶如项链般悬于胸前，随着南行的脚步，贴着他的心脏跳动着；瓶中的墨水将源源不断流进他具有个性思考的笔尖，记下原生态的南行素材，记录文学化的底层人生，为中国文学史写下不可或缺的一个章节。
　　继续南行 从茅草地再奔向远方
　　谭兴国的《艾芜评传》对艾芜的此番南行，有一段较为生动的描述：
　　“这一个多月的旅途对艾芜一生和他的创作都有很大影响。他好像在他后来作品里所写的环境里旅行，结识了许多未来作品的主人公。他有时和沿途的小贩、轿夫同行，有时又独自走在渺无人烟的崇山峻岭之中。夜里，或者住宿在江风吹打的小客店，或者到古庙里陪伴山神；而最有趣的莫过于在露天里和马头哥们挤在一起过夜。那时，有不少马驮子往来于滇缅之间，他们从中国运去土产，运回洋货。他们结队而行，每个马头哥赶五匹马，一匹系着铃铛的老马在前面带路，后面的马群便有秩序地跟随前进。他们走着，唱起山歌，唤醒沉睡的群山，消解了旅人的寂寞和恐惧。一到晚上便寻找一个较为宽敞的地方，把马和货物分置开，围成一圈，在中间烧起火塘，埋锅造饭。艾芜跟着他们，既不怕山林中的猛兽，也不担心剪径的强人，围着火塘过夜，还能听到他们讲述许多传奇般的故事。”
　　一个多月的旅途，使艾芜获益匪浅。从滇到缅的奇异风光，从眉清目秀、身姿妙曼的傣族姑娘到腰悬长刀、面恶心善的景颇汉子；赶马的马头哥，流浪的卖艺人，抬滑竿的苦力，坐滑竿的生意人；黄果树下的集市、芭蕉丛中的茅棚；风雨中的跋涉，烈日下的赶路……
　　到八莫寻工作无果，经人介绍又折回到茅草地。
　　茅草地是他人生之旅南行的第二个驿站，在茅草地是半工半教——白天在客店当杂工，晚上无偿教老板几个子女读书。白天，他打扫客店，接送客人，打扫马粪，工作并不比在昆明轻松。晚上，他教老板子女读书，付出的精力也不逊于在昆明学英文。但，好在总算暂时安顿下来了，暂时不再漂泊了。
　　命运之神总在考验着他的耐受力。刚到茅草地不几天，他就病了——打摆子（疟疾），病得不轻。
　　那时，艾芜在艰难困苦中寻找着人生的路。就是他从昆明到八莫再回到茅草地一个多月行程的所见所闻所感，就是他拖着病体在茅草地长达5个月之久顽强谋生的所历所见所感，就是这些得天独厚、与别的作家不相同不相似的独特而奇异的生活素材，孕育着《南行记》的胚胎，成就了《南行记》中的代表作品和主要作品。
　　艾芜又要南行了，要经八莫到仰光继续拓展新天地。到仰光后，他更积极地参加当地的革命活动，直到1931年被英国殖民当局驱逐回国。
　　艾芜在上海见到老同学沙汀，由他起草、沙汀修改润色，两人共同给鲁迅写信求教。鲁迅给两位青年作家的回信，成了现代文学史的重要研究资料。1935年《南行记》出版，开拓了中国现代文学反映社会生活的新领域。
　　行文至此，我的耳边萦绕着那一支歌：“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轻流的小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