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承发展百人谈”大型人文融媒报道32
历史典籍版本从历史深处走来 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深邃智慧
——专访版本目录学家、山东大学讲席教授、《文史哲》主编杜泽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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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泽逊(右)接受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专访。
历史典籍版本从历史深处走来,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深邃智慧
所谓的文化认同,首先应该是情感上的认同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让古籍“活起来”是一种手段,目标还是让现在的人能够很容易地读懂古籍、爱上古籍,把不懂的东西变成懂的,把懂的东西继承下来,从而建设好我们今天的文明
国家版本馆保存“书种子”,对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来说,是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的,这也是历史给我们提供的非常重要的经验
人物简介
杜泽逊
山东滕州人,版本目录学家,山东大学讲席教授,儒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博士生导师,《文史哲》主编兼编辑部主任,尼山学堂(山东大学古典学术人才培养实验班)班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永乐大典》存卷综合整理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五经正义》汇校与研究”、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委托项目《日本藏中国古籍总目》、国家清史纂修工程项目《清人著述总目》《清史·典籍志》等。
著有《文献学概要》《四库存目标注》《微湖山堂丛稿》《尚书注疏校议》等,主编《尚书注疏汇校》《齐鲁文库·典籍编》等。
2024年3月的一天,记者在山东大学校园内初见山东大学讲席教授、《文史哲》主编兼编辑部主任杜泽逊时,他正在跟《文史哲》编辑部的同事一道,校对一篇将要发表的文章。
今年初,杜泽逊正式接手《文史哲》的管理工作。而除此之外,日常的教学以及古籍整理工作,依然在他的日程表上井然有序地进行。
在一般人的认知里,古籍整理是一项过程很安静、节奏很缓慢的工作,但当我们跟杜泽逊教授交流后发现,每天从清晨一直到深夜,他的时间被各项工作占得满满当当。
“医生救人的命,我们救书的‘命’。”杜泽逊说,古籍整理并不是大家通常以为的一项悠闲的工作,实则充满了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校勘、标点、注释、今译、数字化……今天,等待古籍整理者们去做的工作不仅多,还很急迫。
走向古籍
源于童年时代的文学启蒙
回想自己是如何走上古籍整理这条路的,杜泽逊表示:“我对文学和国学的兴趣受到了父亲的深刻影响。”杜泽逊的父亲曾就读于滕县的师范学校,距离毕业还有半年时间,学校解散,他回农村做农业技术员,后几经辗转当起了当地民办学校的教师,从小学一年级一直教到高中毕业班,主要教语文,也教数学、农业。“在我小的时候,父亲整天看书,夜里经常对着小小的窗户,借着月光读书。”杜泽逊至今记得,《红楼梦》《聊斋志异》,以及鲁迅、萧红、萧军的书都是父亲常看的。
因为是村里的文化人,当地逢年过节、婚丧嫁娶时,杜泽逊的父亲也会受邀为大家写帐子、写春联,诸如“岱岭云深”“德配曹孟”等雅驯辞藻所营造的深远意蕴,也给了幼年的杜泽逊深深的文学启蒙。
在这种环境的耳濡目染下,杜泽逊于1981年考入了山东大学中文系。彼时,山东大学中文系名师云集,在他们的引导下,杜泽逊一步一步开始了学术生活。在这个过程中,他也有了更加明确的目标——期望将来能当大学老师。“那个时候,硕士毕业就有机会在大学当老师。那我就一定要读硕士。”
当时,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第一次招考研究生,杜泽逊成为首批10名学生之一,在霍旭东、王绍曾、王培元等先生的引领下,逐渐走进古籍整理这门复杂学科的大门。“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对语言学比较感兴趣,而古籍整理里面,就包括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等内容,我觉得很适合我。”
介绍古籍
从《九章算术》看古籍生生不息
2023年6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到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视察。在兰台洞库,杜泽逊小心翼翼翻开斑驳的文津阁本《九章算术》,向总书记介绍:“它可以说是我们科技的老祖宗了,负数、分数、方程、勾股定理,在当时最领先。”
习近平总书记颇为感慨:“我们的祖先,在科学发萌之际,是走在前面的。千百年来,中华民族没有中断,中国文化没有中断,但在数理化上有些中断,被赶超了。”
泛黄的纸张、隽永的墨迹,无声讲述着文明星河的赓续。跨越多少春秋,历经多少沧桑,它们才来到今天。
“我最关心的就是中华文明历经沧桑留下的最宝贵的东西。我们文化不断流,再传承,留下的这些瑰宝一定要千方百计呵护好、珍惜好。”心系中国国家版本馆的建设,总书记语重心长地托付道,“拜托你们了!”亲耳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要求,作为古籍工作者,杜泽逊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回溯《九章算术》的历史,可以很深切地感受到古籍命运的波折和古籍整理的必要。作为一部定型于汉代的数学专著,《九章算术》总结了我国从先秦到汉代的数学成果,在唐代被列入国子监算学馆的《算经十书》之一。然而,在漫长的流传过程中,这些算经后来竟慢慢失传了,《九章算术》南宋汀州刻本仅存前五卷,后四卷失传。所幸明代永乐年间修《永乐大典》时,这些算经大都被引用。清代乾隆年间编修《四库全书》,四库馆臣戴震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并精心校订、补图,《九章算术》九卷基本恢复了全貌。
“从这个历史过程中可以发现,历史典籍版本经过种种曲折流传下来,成为中华文明生生不息、发扬光大的宝贵财富,离不开每一个时代有心人的精心呵护。”杜泽逊表示。
整理古籍
在《永乐大典》整理中寻找民族智慧
从2021年起,杜泽逊开始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永乐大典》存卷综合整理研究”。“目前,我们正在对传世的《永乐大典》进行系统性整理,包括高清影印、标注现代标点、用国家繁体字出版物通用字形予以排印出版、推进数字化等。此外,还在推进‘分书重编’工作,要把《永乐大典》割裂引用的古书逐条拆分、各归其书,从而使《永乐大典》引用的典籍文献辑集成书。”这是一项庞大的工程。作为一部集中国古代典籍之大成的类书,《永乐大典》全书22877卷、11095册,约3.7亿字,汇集了古今图书七八千种,内容包括经、史、子、集,涉及天文地理、阴阳数术、医学占卜、释典道经、戏剧表演、手工农艺等,涵盖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科技与人文知识财富。
对《永乐大典》的整理研究,既涉及对古籍中的字体字形进行考证,也需要引经据典为文本确定标点,让一部可能充满传抄差错或者断句争议的古籍变得清晰可读。
类似《九章算术》这样,原作散佚,但依托《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的引用,经由古籍整理专家还原的古代典籍还有很多,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永乐大典》存卷综合整理研究”的重要性。
“《永乐大典》现存800多卷、400多册,只占全书的4%。庚子事变,东交民巷的翰林院损毁太严重。很可惜!”对于《永乐大典》本身的严重损毁,杜泽逊感到十分遗憾。“历史典籍版本从历史深处走来,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深邃智慧。做好历史典籍版本的研究和挖掘,需要我们把整理工作做深做细,这项工作任重而道远。”
理解古籍
要尊重古代融通的学术状态
为什么说古籍整理是复杂的?“我们现在分科了,有文学、历史、哲学等不同的学科,大家的知识体系是不一样的。但在古人那里,这种区分是不存在的,如果你不尊重古代融通的这种学术状态,那么整理古籍的能力肯定是有欠缺的。”杜泽逊说。
杜泽逊以古典文学研究举例,首先要过语言文字关,要知道这些文字的含义。在此基础上还要过历史关,要知道这个作品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写成的、当时的社会环境怎么样、作者的心情如何,并最终能够上升到美的层次。哲学与历史著作的研究路径也类似。
在杜泽逊看来,整理一方面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同时也是对整理者自我的提升,“你对于前人的理论可以在自己的实践中加以印证,其中不完善的地方可以完善,从而逐步形成自己有切身体会的完整的知识体系、理论体系和方法论,这样你就成了一个既有理论修养又有实践能力的比较完善的人。尤其是你要当老师的话,这才算是合格的老师。”
“我的生活可以说是学术生活,也可以说是项目生活。”杜泽逊说,自1987年参加工作以来,他几乎没有脱离过集体项目,这些项目有的是国家级的,有的是山东省级的,“这样的生活不见得适合很多人,但对我来说是相对适合的。我没有想过更好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也没有时间去想那些没用的问题。一有时间我就考虑赶紧干项目,完成科研任务。”
杜泽逊所从事的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中具有重要意义。结合自己数十年的教学和科研,他认为:“所谓的文化认同,首先应该是情感上的认同,不能说仅仅是基于对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的一种膜拜、一种仰慕,那样的话其实还是置身事外、景外观景的感觉。我们说传承、说发展,首先应该是要融入其中、你得泡在里面,去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层面的东西,去感受古人那种意境。”
对话
让古籍活起来,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壹
让现在的人能够读懂古籍、爱上古籍
记者:我们古籍整理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促进古籍的传承、让古籍活起来。那么从当下时代出发,您认为要真正让古籍活起来,我们还需要做好哪些方面的工作?
杜泽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就古籍整理来说,我认为活起来首先是说,古人的思想活动、审美活动、他们的奋斗、他们遇到的各种麻烦,以及他们的处事智慧和失败教训都记载在古籍当中,如果我们深入地去阅读,这些内容本身就是鲜活的。但是古籍一般是繁体字,没有标点,并且它们大多是文物,被放在库房里,一般人不容易看到,即便给你看也可能有阅读困难。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又好像没活起来。
怎样让现代人比较容易地接触到古籍里的内容,并且看得懂呢?首先需要把古籍数字化,对原书进行图像扫描,这样愿意看原件的研究者就可以随时来看原始古籍的图像。在此基础上,再由专家对它进行标点、注释、翻译,把里面精彩的故事摘录出来做选译,甚至可以学习鲁迅先生的《故事新编》,把古籍里的内容用适合现代人阅读的文体写出来,做成短篇,等等。总之,用各种方式把古籍的内容呈现出来,让各个层次的读者都能很容易地接触与领会,这样我们的古籍才能深入人心——一是传承、受感动;二是认识我们的祖宗、长知识;三是创造性地用于我们现在的生活和工作当中,进行现代化转换,变成当下文化建设的资源,也就成了源头活水。
在这个过程中,我认为比较重要的是要对古籍所传递的核心理念、核心概念进行提炼。一方面是今天的人来提炼,另一方面古人自己的提炼也可以借鉴。比方说,仁义礼智信、忠孝节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义廉耻。仁义礼智信中的“智”,可能一般人认为是“智慧”,但“智慧”不像是一个行为准则。我们回到孟子,他说“是非之心,智之端也”,首先要能分辨是非,然后要能够坚持是而远离非,如果我们读书做人做事能守住这条基本准则,它就成了走向文明社会的一个指南。诸如这样的提炼,基本上也被吸收进了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过我们也在接受新时代的新生活内容,让新时期的价值观归纳得更全面,但是这之间的传承发展是能看得出来的。
所以我们说让古籍“活起来”是一种手段,目标还是让现在的人能够很容易地读懂古籍、爱上古籍,把不懂的东西变成懂的,把懂的东西继承下来,从而建设好我们今天的文明。
贰
国家版本馆中收藏的都是“书种子”
记者:2022年,“一总三分”的中国国家版本馆正式开馆。作为古籍整理领域的专家,您如何理解建立国家版本馆的重要意义?
杜泽逊:去年五六月间,我因为工作原因去到了国家版本馆总馆,这让我对国家版本馆的整体设计以及它的目标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在我看来,它的目的是保存文化遗产。它选址在北京北面的昌平,离十三陵比较近,这个地方坐北朝南、三面环山、南面开阔。西面的山底掏空,做成比较大的书库,把我们国家的出版物,甚至海外的出版物放在那里面,有这么好的条件,藏书保存1000年、2000年都不在话下。
从建筑设计来看,它显然是受敦煌的影响,包括地下书库屋顶上面装饰的花纹,也有点像敦煌彩画,里面的藻井又自然,能够让我们想到敦煌藏经洞。我认为这里面是有一种内在联系的:在唐代,当时书都是卷子,你要是想在长安、洛阳买个卷子应该是比较容易的,就像我们现在从书店买本书一样。但是这些卷子自然而然地流传到今天的数量相当罕见,因为从宋代开始,大量的宋版书出来了,读书人要读《史记》《汉书》《论语》《孟子》,旧的不行就买本新的,那么老的卷子就逐渐废弃了。
敦煌藏经洞里发现的卷子有数万件,它们能够保存到今天,是因为封闭在这个洞里面。今天我们建设国家版本馆,把现在比较容易找到的书都找来放在里面,假定说等到300年、500年以后,有些书已经不太好找了,依托国家版本馆的数字化目录检索,人们发现这个地方还存着这种书,那么完全可以由国家版本馆提供电子版,或者利用馆藏资源进行重印,那么这些在国家版本馆中的藏书就成了“书种子”。
“书种子”这个词早就有。比方说以前开书店的,他手里有一个秘本,你有需要,但是他不能把这个东西卖给你,那就把这个书抄一份给你,这是历史上传抄本的一个很重要的来源。而留下的底本就是“书种子”。当然,我们也会把很能读书、读书多的人称为“书种子”,但是实际上这个意义是一样的,就是它作为一个根,能发芽、能开花、能结果,能成为一个很重要的策源地。国家版本馆保存“书种子”,对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来说,是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的,这也是历史给我们提供的非常重要的经验。此前,我们已经有国家版本图书馆,所有出版社出版物都要放到那里存档。我们许许多多的图书馆在提供借阅的同时也保存图书。但是国家版本馆的功能就更加完备,条件更加完善,级别更高,保存条件更好,我认为这是一件千年大计。同时,我也认为文化财富的保存应该是多渠道多手段去实施,多重保险肯定更有利。
叁
要把学术界的前瞻性浓缩到《文史哲》上来
记者:您从今年初开始担任《文史哲》主编兼编辑部主任。请从这个新身份角度,谈一谈您想给读者呈现一本什么样的《文史哲》?在这个新岗位上,您又希望如何去推动本土人文研究的创新发展?
杜泽逊:《文史哲》创办于1951年,是新中国最早创办的大学学报。就像名字中的“文史哲”3个字一样,它是属于人文学科的,它的稿源面向全国,也面向海外。
经过70多年的建设,《文史哲》已经走出了自己的路,形成了鲜明的风格,在学术水准、外审程序上来说也是非常严格的。我作为主编兼编辑部主任,从《文史哲》的发展看,我想首先要沿着原来已经形成的优势特色来往前推进,已有的这些行之有效的章程要遵守,所以“萧规曹随,率由旧章”这8个字是我的信条。当然,在传承当中要求发展、要与时俱进,所以要紧跟学术的步伐。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的回信当中特别强调,“高品质的学术期刊就是要坚守初心、引领创新,展示高水平研究成果,支持优秀学术人才成长,促进中外学术交流”。如何通过创新引领学术发展?我认为就是说我们在办刊理念上要具有前瞻性。
那么前瞻性从哪里来呢?我们,尤其是我个人,并不认为这来自主编,而是要广泛地向学术界的高水平作者学习,经由他们的认识,把学术界的前瞻性浓缩到《文史哲》上来,这样才能真正具有前瞻性。当然,我们编辑部以及庞大的外审专家队伍对前瞻性的把握也是一个关键。人家具有前瞻性,我们没有认识到这种前瞻性,这就是我们的失职。
所以我们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提升我们的学术判断力,同时也要广泛地请教,减少不必要的失误。我希望能把《文史哲》越办越好,让国家、学术界能够给予《文史哲》更大的关注。
肆
培养有编字典能力的古籍整理人才
记者:从人才培养的角度来看,面向未来,您认为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古籍整理人才?
杜泽逊:我们山东大学办了一个尼山学堂,宗旨是要培养国学大师。从更基础的角度来讲,我认为我们要培养古籍整理的高端人才。
什么叫高端人才?我们读古书读不懂了,可能会上网去查,而网上的答案又来自《中国大百科全书》《辞源》《辞海》《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这样的工具书,我们对它们的信任程度是很高的,基本上认为是标准答案。参与编字典、词典的专家必须能代表国家最高水平。古籍整理方面的高端人才,就应该具有编字典的能力。
经过10余年的实践,山东大学尼山学堂逐步摸索出一套国学人才的培养经验:第一开得好课程,第二招得好学生,第三请得好老师。我们开设的课程都是经史子集的核心课程,包括了《周易》《尚书》《诗经》《左传》《昭明文选》《文心雕龙》,等等。那么老师从哪里来?尤其是高水平的专家从哪里来?我们首先是从全校来请,如果校内不够,就校外请,像“《周礼》导读”就请的是南京师范大学王锷教授授课,“骈文写作”是华东师范大学刘永翔教授授课。我们一个班才20几位同学,但是我们组建了一支49人的导师队伍。
学生来源方面,在大一下学期规定的转专业时间,我们面向全校文理工医各科发广告招生。考题从“前四史”中出,以繁体字印刷,让考生标点、翻译一小段,然后写个读后感,相当于是个擂台赛,再加上面试来筛选。每年大概有100来名学生报名,中文、物理、化学、外国语、药学、机械、经济、法律的都有,我们会给面试后的前20多名学生打电话,问学生是否跟家长沟通过、是否真心实意要来,一天之内要给我们准确的回答,这样确定每一年最终的入选名单。
除了课程外,学堂的学生也会经常参加各种重大项目,比如《永乐大典》的拆解工作,大部分都是尼山学堂的学生在做,还有文学院强基班的学生做的。《永乐大典》就像一个复杂的建筑,要认识这个建筑是怎么建起来的,拆房子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这也是我们培养青年的一种办法。同时,每年一次的论文报告会,我们会根据学生的选题,请专家教授一对一指导,以此来培养学生学术上的创造力和创新性,在这个过程中也产生了一批完全超乎我们想象的优秀论文。
记者手记
让古籍活起来
是一项任重道远的工作
古籍整理无聊吗?许多人听见“古籍”两个字已经望而却步了,更遑论整理?
但从对杜泽逊教授的采访来看,它不仅不无聊,甚至颇有些“不足为外人道”的乐趣。
如果我们说读一本书,其实是在与作者、与倾注于书中的思想对话,那么古籍整理就是在与五千年的文明交流对话了。并且,因为一边读一边还在进行校勘、标点、注释等工作,所以在对话之外,多少还有了一些与古人讨论甚至辩论的味道。
“这里为什么会用这个词?它有什么出处吗?”“这里是不是抄书的人抄错字了?”“你看到了什么我今天看不到的资料吗?”看着杜泽逊教授的学生在办公室里进行《五经正义》的整理,那种气氛让我不敢高声说话:会不会我一不小心,就打断了他们与几千年前智者的对话?
杜泽逊教授的工作动辄以5年、10年为期。一个又一个的5年、10年,对于窗外的杨树而言不过是年轮多了几个圈,而对古籍整理研究者来说,则是一个新人到大家的跨越。一部部曾经因晦涩难懂而被束之高阁的典籍,经由他们精心整理,变得清晰可读,也让我们感受到古籍与当下生活的万千联结,感受到前人的智慧带给当下社会发展的丰富启发。
让古籍活起来是一项任重道远的工作,但古籍整理者们的辛勤劳动,毫无疑问是在打下基石。基石牢固与否,关乎大厦的安危。这个时候再去回看那些抱着古籍伏案细读的身影,又多少有了一种让人心安的沉静从容。
“文化传承发展百人谈”大型人文融媒报道
策 划 李 鹏
统 筹 姜 明 赵晓梦
本版撰文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成博
本版摄影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黄潇
责任编辑 栾 静
编 辑 裴 蕾
本版设计 朱 濉 侯小科
版式编辑 高钰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