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线下的《火线下》
——香港文坛拾零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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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广宇
我曾不惜银两购藏一本大时代书局一九四一年二月二版的阿·托尔斯泰的《粮食——保卫沙里津》(蒋学模译),只因这本书的封底印有“大时代书局文艺名著译丛”的图书广告。广告所列书目共六种,打头的是叶灵凤翻译的拍夫郎诃著《红翼东飞》,压轴的一本是巴比塞著《火线下》,也是叶灵凤翻译。
《红翼东飞》有幸找来了,《火线下》却一直不见踪影,这本书究竟出版了吗?狐疑几天之后,忽然想起叶灵凤《吞旃随笔》中有一篇正叫《火线下的〈火线下〉》,赶紧找出来重读一番。文章讲,一九四一年香港战事爆发时,他仓皇逃到跑马地防空洞里躲避了十几日,等回到西区的家,却发现凡是有字的东西都被邻居出于好意烧掉了,其中就包括“花了一年心血才译了一半的巴比塞的《火线下》的原稿”。这对我来说无疑是个欣喜的发现,但对叶灵凤来讲,“这个意外损失可有点惊人了!”我清楚地记得,他曾翻译过克里浦·鲍台尔的《不能忘记的损失——一些原稿遗失的故事》,劈头第一句话是:“失去一部书的原稿,有些像失去一个孩子一般。”叶灵凤真的失去过一个女儿,为此他有好几年连日记都懒得去写。面对原稿遗失,他的心情应该非常相似。
想到开始翻译《火线下》时曾向书局预支过五百元法币的稿费,后来法币和港币的汇率愈差愈远,便提不起精神动笔,老板屡次来信催稿,始终是懒懒的应着,现在率性连既成的这一半原稿也烧掉了……
这篇文章发表在日寇占领之下的香港,有些话自然不便说得太明朗。揣测起来,那位“屡次来信催稿”的老板,很可能是孙寒冰。孙寒冰是上海南汇人,曾留学哈佛大学,归国后担任复旦大学教务长和法学院院长,并创办了黎明书局和《文摘》杂志。抗战吃紧,书局奄奄一息,刊物难以为继,孙寒冰无奈之下接受了孔令侃十万港元的投资,成立了大时代书局,自己担任总编辑,孔令侃的私人秘书许性初(又名许立德)担任总经理,另外任命他在黎明书局的旧部蒋学楷与冯和法分别担任编辑和经理。冯和法在《回忆大时代书局》一文中说,一九三九年秋天,他接到孙寒冰从香港拍来的一份英文电报,叫他立刻赶过去。“我到了香港,见到孙寒冰和蒋学楷。他们已经把大时代书局办起来,正将出版第一本书。该书局在九龙尖沙咀码头附近乐道租了一套公寓房子。”乐道是很短的一条街,老字号的辰冲书店现在还开在那里,我去逛过多次,不曾想到过去这条街上还有一个大时代书局。
叶灵凤跟大时代书局结缘,兴许是通过端木蕻良和萧红,他们俩在重庆的时候,孙寒冰也随复旦大学迁来北碚的黄桷树镇,在工作和生活上没少给他们关照。一九四〇年一月端木和萧红从重庆到香港,主要因为孙寒冰邀请他们帮忙编辑“大时代文艺丛书”。刘以鬯《端木蕻良在香港的文学活动》一文说:端木和萧红初到香港,住在九龙金巴利道诺士佛台三号孙寒冰处,距离大时代书局所在的乐道不远。后来,孙寒冰知道乐道八号二楼有空房,就建议端木和萧红租住那地方。一九四〇年一月三十日,叶灵凤主编的《立报·言林》曾发布消息:“端木蕻良、萧红,昨日由内地来港,暂寓九龙某处。”据说,叶灵凤和戴望舒与端木和萧红时有往还,那个时期认识了孙寒冰并承他约稿,也是很有可能的事情。不过冯和法在《回忆大时代书局》一文中另有一个说法:除了蒋学楷负责香港约稿出版,还安排黎明书局原编辑敖方肇驻在上海,专门向留在上海的作家约稿。冯和法说,敖方肇约到了很多书稿,当中就提到了叶灵凤那本《红翼东飞》,这样说来,远在上海的敖方肇“舍近求远”与叶灵凤接洽,也不是没有可能。
孙寒冰的思想是非常进步的。冯和法说:“总的说来,正如孙寒冰所希望,大时代书局出版的一些书在当时出版界万马齐喑的时期还是起到一定作用的。”从目力所及的书目来看,与“二战”相关的政经时事读物是其出版特色,同时也不乏高品质的文学作品,莎士比亚的《维纳斯与亚当尼》就是其中一种,此外还有萧红的《马伯乐》与端木蕻良的《江南风景》。手边的这本《粮食——保卫沙里津》,不仅是阿·托尔斯泰的一本名著,更记录了大时代书局的一个重大事件,且看书名页背面黑框里边的如下文字:
谨以
此书译献
孙寒冰先生之灵
他献毕生精力掖进青年
本书是他生前指定
译介读书界的
蒋学模在《译者序》中进一步说明:“翻译本书的动机,最初出于孙寒冰先生。译者自一月间开始翻译,到现在才全书译竣,其间整整花了半年工夫,而孙寒冰先生却已在敌机的狂炸下与世永别,不能目睹本书的出版,这是译者最感伤痛的事情。”原来,在大时代书局开张之后,孙寒冰离开香港,又回到重庆北碚,筹建文摘出版社。一九四〇年五月二十七日,日机轰炸重庆时,他与另外六名师生一起不幸罹难。循着这个线索,我又找来叶灵凤一九四〇年六月一日发表在《立报·言林》的《悼孙寒冰先生》,确证叶灵凤不仅与孙寒冰是旧相识,而且第一时间得到了他的噩耗。根据叶灵凤透露,孙寒冰早在三年之前就从日机轰炸之下侥幸捡过一条命,那时,他和孙寒冰同在广州。
三年前的五月间,正是日机开始疯狂地轰炸广州市的时候。有一次在市内相当稠密的住宅区投了一颗炸弹,被炸中的是广州市内少见的一排上海式的巷堂房屋;我那时正在救亡日报社,从电话中知道了日机投弹的地点,心里不禁一沉,因为在那巷堂里正住着以前在上海时就相识的汤德明先生和来粤不久的孙寒冰先生,接着便知道了被炸中的正是他们所住的一宅,我知道一定要有不幸的消息了。果然,从匆匆赶来的黄慎之先生的口中,知道汤先生和另一位朋友的太太不幸遇了难。孙先生则因往中大授课得以幸免。据说他在那一天本不预备去上课的(那时广州各大学已无形中停课),只是为了不想旷课,特地去看看。结果遭难的只有他所住的亭子间。
叶灵凤说:“当时朋友们曾在可伦布餐室庆祝他的幸运”,那时怎么都不可能想到,“事隔三年,在日机更残暴的以我文化机关为目标的暴行中,孙先生终于遭了难”。“我不是想说定命论一类的废话,我是想借这个不幸的消息为大家指出,孙先生终于为他的职责牺牲在日本军阀的手下,正证明了这一次的抗战无分前方和后方,更不仅是某个人或某一党派的责任。这一次抗战是全民族的抗战,谁都该为民族尽他自己的责任,谁都该有为国家准备牺牲自己的决心。”“怎样抚慰孙先生的家属,是朋友们私人间的责任;怎样为孙先生以及抗战以来直接或间接牺牲在日阀手下的文化战士复仇,则是我们全体文化界的责任。面对着侵略者的暴行和卖国贼的丑行,我们要加紧团结!”
孙寒冰离世之后,一系列不幸事件接踵而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香港沦陷,大时代经理冯和法搭第一艘疏散难民船“海刚丸”逃离香港,编辑蒋学楷在战争中被日寇所杀,大时代书局留在香港的存书和纸型亦全部丧失。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二日,萧红病死于圣士提反女校临时搭建的救护站,端木蕻良将她草草埋葬在浅水湾丽都花园海滨之后,乘坐日本客轮“白银丸”离开香港北上。滞留香港的叶灵凤和戴望舒先后被日寇囚禁,度过了三年零八个月灾难的岁月。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日,他们曾“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到萧红墓畔凭吊,在她头边“放一束山茶花”。《时代批评》主编周鲸文对病中的萧红颇有接济,当他听到萧红病死的消息后,“有些气愤,动了感情”:“萧红的病初时并不严重,不致到不起的地步。首先是主持病的人误了事。其次,是战争把萧红折磨死。”
在查找《悼孙寒冰先生》一文时,我注意到,叶灵凤翻译的《火线下》曾于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二日至六月十七日,在他主编的《立报·言林》连载他的译稿《火线下》,持续了一百零三期。那么问题来了:这个连载是完整的译文吗?叶灵凤一九五六年八月发表在《文艺新潮》第一卷第四期的《法国文学的印象》给出了否定的回答。
有的作家使我尊敬,有的作家使我钦佩和羡慕,有的作家却使我喜欢。在现代法国作家中,罗曼罗兰和巴比塞,是最受我尊敬的两位。……读着巴比塞的《锁链》和《火线下》的心情也是如此。我曾经着手翻译过《火线下》,由于抗日战争,翻译工作受到妨碍,一部分的译稿也失散了。
对于《火线下》的文学地位,叶灵凤曾经多次给予充分肯定。发表于一九四五年二月四日《华侨日报·文艺周刊》的《战争和伟大的作品》就曾说:
一般的说来,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所产生的小说,至今还被人记忆着的,大约仅有两部。一部是雷马克的《西部前线平静无事》,一部是巴比塞的《火线下》。前者出版后风靡一时,曾经获得广大的读者,差不多各种文字译本都有,甚至中国也有两种译本。后者则拥有一个较前者更大的声誉,但是它的读者却不多,而且不幸得很,因了政治上的愚昧,许多国家至今还禁止《火线下》的原本输入和译本的出版。
可惜的是,《火线下》至今还没有一部流传开来的好的中文译本。迄今为止,我只见过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八年出版的一沙译本《火线》,初版印数不足万册,而且此后未见再版。以《火线下》的世界性影响计,拥有几种译本并不是一件奢侈的事。尤其是在战争进行的当年,倘若叶灵凤译本能够及时面世,更能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如此说来,别说叶灵凤,就是我们,也为他这部译作的不幸湮灭而惋惜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