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里，关于文学的对话——

审视人与时代探寻边地与故乡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肖姗姗
　　在近几年的四川小说创作中，涌现了一大批深扎巴蜀大地，又以此为出发点的优秀作家。他们翻山越岭，不懈攀登，为今天的文学创作提供延绵的精神资源，其中一些焕发顽强生机的作品，构成了乡土文学的崭新环节，并成为新时期中国乡村沧桑巨变的风俗史的重要脉络。
　　2月24日—25日，第35届北京图书订货会期间，小说家罗伟章、康巴文学探路人高旭帆、彝族女作家冯良先后亮相两场阅读分享会，在这个万物生长的春天，他们携带着笔下那些平凡的人群、寂静的声音、荒芜的乡村，穿过北京的车流与灯火，“敲”开时代的大门。

面对时代，做“我们自己是怎样的”回答

时间：2月24日19：00
嘉宾：罗伟章、贺绍俊、岳雯
主题：“人与时代”

　　2月24日的阅读分享会，罗伟章与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教授贺绍俊，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研究员岳雯展开对谈，“人与时代”的命题很大，但这正是罗伟章始终在探索应对的文学课题。

罗伟章：从人的描摹到时代的书写
　　当天的对谈，围绕着罗伟章的新作《谁在敲门》（典藏版）和《凉山叙事》展开。这两部新作，都是从人的描摹到时代的书写。罗伟章将个体与时代，比作水滴与河流。“而作家本人也是时代下的一个个体，个体在时代面前是脆弱的。卡夫卡据此认定，作家都是弱者。这个弱者在滚滚洪流中前行、擦拭和书写，就成了作家。”罗伟章认为，面对这个时代，应该做“我们自己是怎样的”回答。“我们应该给自己一个定义：我们是谁？我们时代又是什么？而这种定义会慢慢通过自己的作品呈现出来。”
　　“有时候，敲门声是人的脸，也是人的心，哪种人敲出哪种声音，就跟哪种人会说出哪种梦话一样。”这是《谁在敲门》的第一句话，而之后随着这句话诞生的，是60多万字的恢宏史诗。但鲜有人知道，罗伟章在一个深夜写下这句话之后，搁置了很久，“有些作家讲怎样等待第一个句子降临，是的，我也是，我需要这个句子，它为我定调。调子的高低冷暖，有个基本尺度，比如题材，还比如对自己写作能力的评估，如果我只能背50斤，定的调却是100斤，那会把我压垮，作品就进行不下去；定30斤，又很没意思，文字将成为一条死蛇，同样进行不下去。”
　　所以，罗伟章写小说从不列提纲，也没有人物表。“我希望我的小说是自然生长的，因为文学创作的关键就是要有空间。”罗伟章以这样的方式，表现出一位作家对语言的重视，“写作者的工具就是语言，拍电影的就是镜头，我们就是文字。语言是作家的武器，因此一个作家要珍惜语言并对它负有责任。”罗伟章一直坚信，作家的创作本来就是自己出于情感，情感是作家能量的象征，作家最为有效的想象，也是从情感出发的。“杰出的作家能够超拔，让你几乎看不到他的起点，就以为技巧是他们的起点。事实上，起点是情感，他们从情感起步，凝聚自己的人生经验、心智密度和思想深度，才走出了高天厚土。”

岳雯：罗伟章左右手都握着一支笔
　　作为一名女性，岳雯同时看到了罗伟章小说中的理性思考和感性创作。她直言：“在罗伟章作品一个个跌宕起伏的故事中获得了数倍于我们人生的宽度与广度，同时，我们也获得了作家的眼光，知道我们生活的模样，知道了我们时代的模样。在这样一个感性陈述的背后有着非常深厚的修养，这是罗伟章对时代、对人生的一种理性思考。”
　　岳雯将《谁在敲门》《凉山叙事》比作罗伟章左右手分别握着的一支笔。“左手写小说，写感性的、跌宕起伏的、打动人心的、让你欲罢不能的故事，让你沉浸其中，让你从中得到各种各样感怀，让你在他人的故事里获得自己人生的一些故事；他的右手，是一支理性之笔，写他的思考，那些激烈的思考，不是我们看到的一时一地，而是一个作家，一个知识分子，所做的深远的忧思和对我们这个时代若干问题的一个有力追问，他让我们不得不随着他去面对这本书本身。”

贺绍俊：好作品会成为情感记忆的一部分
　　《凉山叙事》给贺绍俊带来的一个最突出的印象，在于这是一个审美的文本，“他用一种真正创作文学的方式写脱贫工作，像一个小说家一样在写凉山的故事。”但贺绍俊认为，该作品还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一种审美的要求，罗伟章还带有一种责任感，“《凉山叙事》有他真正的思考，清晰的思考，有一种作家的责任感，并对自己要写的对象做了认真的研究，并充分地在作品中呈现出来。”
　　贺绍俊直言，《谁在敲门》《凉山叙事》就是这样一个最年富力强，处在他人生最好阶段的作家带来的优秀作品，“这是当代文学上不可忽略、不可错过，甚至在当代文学史上都值得去阅读的作品。经过大浪淘沙，像金子这样的作品一定会留下来，当一代一代读者去读的时候，这样的作品会留在我们的记忆中，成为我们情感记忆很重要的一部分。”

当代小说如何书写“地方性”？

时间：2月25日14:40
嘉宾：刘大先、高旭帆、罗伟章、冯良
主题：“当代小说的民族性与地方书写”

　　2月25日的对谈，在罗伟章和文学评论家刘大先、康巴文学探路人高旭帆、彝族女作家冯良之间展开。罗伟章的非虚构作品《凉山叙事》，冯良的《凉山的人》《翻过瓦吉姆梁子》，高旭帆中短篇小说集《崩岭规则》题材各异，却都拥有相同的文学地理——西南。四位嘉宾以“当代小说的民族性与地方书写”为主题，立足于地方书写视角，对当代小说写作进行文化解读和审美探寻。

“边地”不边缘 民族共性大于异质性
　　通过各自的创作经验，四位嘉宾认为，当代小说的民族性可以充分展示、叙述与理解中国文化的复杂性、丰富性与变异性，促使文化的更新转型，而各种文化主体之间的交流，也是中华文化焕发活力、走向复兴难以替代的路径。尊重各种文化的主体性，无论其强势还是弱势，在此基础上提倡各种文化持有者平等对话。这种基于边地的方法论转型，在全球化语境的文化交流中也具有重大意义。罗伟章直言：“四川有众多的民族，民族与民族之间不应该有一种刻板印象或者来自先验的判断，而是基于个体地去交往和接触，在交往沟通中会获得鲜活的印象——民族之间的共性要远大于异质性。”
　　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生态发生的一个重要的结构性变化是“边缘的崛起”。而四川作为其中一个重要的文学现场，也不断涌现出不容忽视的文学力量。冯良长篇小说《西南边》正是其中的代表作，在收获业内口碑的同时，还让冯良站上了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长篇小说奖的领奖台。小说写下了彝族近几十年历史变迁。“‘西南边’特指我的老家凉山，它掩藏在山重水复之处，历来少人至，其风物人情也少人知。”冯良曾以“边地人”自称，但她认为，地理空间意义上的“边地”显然不再是文学意义上的边缘之所，资讯的流动和媒介技术的更新，使之更体现为一种文学格局和意识的自觉改变，“凉山解放，民主改革，藩篱尽拆，彝族与汉族等民族密切接触、互动，凉山彝族社会更加密切地融入国家政治生活，个人的命运、民族的前途因此更加生机勃勃。”

从未远离的故乡 赋予最真诚的文学表达
　　冯良的“边地”是大凉山，罗伟章的“边地”是大巴山的余脉，高旭帆的“边地”是康定，而这些“边地”都是他们的故乡。“边地”的话题，具象为故乡与写作的关联性、文学写作中的方言问题，以及文学对自身的意义。
　　高旭帆激动地讲述着发生在康定的几个如小说般绚丽的真实故事，即使过去多年，却铭记于心，这就是对故乡的依恋，“我的故乡，有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和历史传统，那确实是呈现出一种文化的魅力，作为一个写作者来说，我有责任把这些文化保留下来，传给我们的子孙后代，告诉他们故乡的模样。”
　　冯良则认为，她从来没有疏离于自己的故土，“纵然时空相隔，凉山都不曾离开我哪怕须臾，她是我生命的缘起、情感的依托。故乡会变远，但在我想要表达的时候，我觉得她对我来说没有距离。”
　　罗伟章坦言，故乡在他的笔下是一个不断生长的概念，“我的写作把故乡不断地扩大，小时候，我觉得一个村子是我的故乡，成长以后，一个镇变成了我的故乡，再后来，一个县，一个省……故乡于我而言，不只是出生和成长的地方，它是随着我的脚步、我的视野，在不断扩大，所以，我对故乡没有那种深入骨髓的疼痛感和一往情深的依恋感，我始终站在一边，旁观、审视并发现。”